我再次踏入那一条河流 | 吴越

我站在金城里的弄堂某一间披厦下。鸽子飞过，空中像有玻璃被击碎般晃动不定。如果有人问我在找谁，我一定会脱口而出：这里有位叫徐碧波的苏州人吗？

找他干吗？

借一盘电影拷贝。

这本书在2025年3月初完稿。乍暖还寒时候，作为对往事的敬重与暂别，我去了一次苏州河畔。

江宁路，西康路，昌化路，海防路，安远路。地名变迁，万象更新，苏州河清澈浅淡，两岸从百年前的工厂区变为时尚街坊自不必说，曾经的“滚地龙”“窝棚区”也早已拔升为河景住宅。

在写上一本书《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时，五卅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生命历程的华彩与绝唱，我因此从上海大学师生的角度进入过一次五卅现场。但熟悉并不意味着重返的轻易。我延宕了好几年，在这期间，只要涉及国民革命早期历史人物的纪念馆和展陈，我就会仔细寻找其中与五卅相关的痕迹；我在旧书网站买了很多旧资料汇编，如整套装订的与我同龄的《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和《上海工运史料》；我也怀着“有枣没枣打一竿”的心情，时常翻阅曾在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华人、西人的传记；我从静安区文物史料馆借阅了上海档案馆编《五卅运动》丛编，感谢馆长朱润老师对我一再宽容，让我安心把三本砖头厚的资料吃透，尤其是来自第三辑的大量当事人证词，大大弥补了《上海早晨》中因一手西文资料不足而视角单一的遗憾。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想好，要如何再次踏入那一条河流。

我曾设想过很多次它会如何开始。几年前，与孔海珠、孔明珠两位老师相识，因缘巧合，也有赖于她们对我的信任，2020年7月27日，我得以踏入孔海珠老师家中，亲眼看到“失而复得”的两份珍贵手稿：孔另境先生亲笔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五卅运动史》，共八大稿本，照片5页，45万字；孔另境先生于1936年编就的《五卅运动史料》，蔡元培题签，共八大本，内有大量剪报资料和表格，约45万字。总字数接近一百万字的两份手稿，经历数十年的人世沧桑而重见天日。我至今还记得，脆黄的纸页哗啦啦响着、当年的剪报映入眼帘时的震动。剪报上还有孔先生的红笔细致批注，融着旧空气与我们严肃地谈话。我曾经想过，是不是要以这两本手稿的遗失与重逢为经，以孔另境先生等当事者的青春热血为纬，来讲述五卅运动的深远影响。但最终放弃了。我想，这应该是由孔家姐妹来讲述的故事，她们的深情守护是独属于这支家族的传奇。

我要寻找的故事在哪里等我呢？在细读《回忆杨之华》时，我读到了两个只占一两行字的细节，在这本书的正文中，我已经以注释的方式呈现它们。一则是杨之华与丝厂女工接头时，有时会选择在玉佛寺门前的石椅上，以便不被人注意；二则是杨之华总是会随身携带一两枚邮票，有时帮女工们写了家信，就帮她们投递出去。

在写《上海早晨》时，我已经非常借重杨之华的回忆，我感到自己对她是了解的，但是，新的材料让我对她有了新的认识。杨之华隔空帮助了我。就是这女性之间温存亲善的互动，如同调准了焦距的镜头，让我终于清晰看到了遥远时光那端的声音与画面，开启了叙述它们的可能。必须请读者原谅我在本书第一章“玉佛寺”中，试图用文学化手法带入历史场景的尝试，那些对话和动作并非我杜撰，每句话每个意思都有出处。

在其后的写作中，我力求把自己眼睛所捕捉到的、时不时在当事人回忆中一闪而过的细节都放回到历史现场中去。例如，姚天羽描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底楼陈设的两张方台面上铺着白台布，上面放着几张报纸，那种简洁雅致，体现出当时做工人工作的革命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例如，当时的工人回忆，沪西工友俱乐部门前场地上放着石锁等中国传统健身器材，那并非闲笔——苏北籍产业男工常常混帮派，撂石锁既可以强身健体，又能自卫防身，俱乐部最初获得工人们的好感，就是从识字、练武、听唱片、写家信、演小戏这些途径接近的。还有，老工人回忆刘华日夜辛劳、积劳成疾，脱口而出的都是最朴实的语言，“二十几岁的人看起来很老”，这句话里的心疼，让人闪躲不过去。

读证词的感受与上述不同，那是更深的焦灼。比如，巡捕房探目泰伦布不明白，为什么“上海是中国人的”这样一句话，能让人潮在几分钟内产生了聚变。

当我把“上海是中国人的”用黑体字打了三遍时，眼睛热了。我也成了那人潮中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半空中的合奏的一员。

近代以来，劳苦大众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吞忍躯体的痛苦，压制精神的屈辱。由下至上，以小搏大，以肉对枪，血路泥泞。这本书中，有一些人生年不同，卒年相同，1925年像一把铡刀，把一些才开始的生命拦腰铡断。当然，后面的年头也都带走了很多人，这就是“烈士”的意味。一起出发的人群，只有少数活到了离我们比较近的当下，比如书中的杨之华、黄旭初和徐碧波等。在过去的这一百年间，留下的史料层层堆垒，一批又一批人当时的回忆、事后的追忆、相互之间的印象，以及在同一事件中身处不同地点、不同境遇、不同行动的散点叙述，形成了生死交叠的音调和生死接力的讲述，这些音调和讲述现在传到了我的手里。

在动笔前，我还去了一趟厦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收回租界斗争，我选择了厦门鼓浪屿作为另一个遥相呼应的观测点。这座被当地文人引用郑愁予诗句“那儿的午寐有轻轻的地震”来描绘的“小小的岛”，在1902年成为公共租界。“五卅”声波传到岛上，当地人黄廷元在鼓浪屿发起组织“华民公会”，于1926年3月力迫工部局董事会修改《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接受“董事会须有足额华人代表”的议案，华人董事由一人增为三人，洋人董事由六名减少到四名。这是全国各地声援和发扬“五卅”精神的一个缩影。

荔枝宅，就是岛上住民对189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上图）的又一个称呼。当我在安海路游人如织的巷道上，向现在的厦门二中初中老校区内张望时，青春的跃动喧哗与热带植物馥郁的气息喷涌而出，这让我霎时想起在上海纺织博物馆看到的那件展品——按现在的话来说——20岁的顾正红用过的打梭棒本棒。“五卅”是写不完的。它影响的地域范围太广，而事件连着事件的发展，渗透进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之中。我如何删繁就简而又不错过重大关节？我如何辨别细节和史料中的偏差、抵牾和遗漏？我的能力远远不够，为此难以安心入眠。不为别的，仅因为那些音调与讲述在我手中打开，这些人走过的历程与想过的心事、整个生命都向我全然敞开，就像已经进入了大海的无量细流，就像无尽的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我要多细心多诚恳才能感受和查阅他们？

现在，我已经经过了苏州河边的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并且欣赏了这栋修缮一新的两层砖木结构小楼，一转弯就到了安远路（槟榔路）上，开始往玉佛寺方向走。很快，一座寺庙的剪影出现在下午的暖阳中，我打量着门前人来人往，似乎还真期待着经过河边潮湿空气折射的岁月人影叠现在一百年后的这个早春黄昏。

感谢在这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帮助我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的家人。我在写上一本书《上海早晨》的时候，我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有一个夜晚，她非要我和她一起唱幼儿园老师刚教的《国歌》，我唱到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热流涌面，唱不下去，而她毫无察觉。现在，我在写这本《光的觉醒》时，已经可以和她一起讨论许多问题，给她讲述零星片断的故事了。我甚至还给她讲了这本书的另一种读法：始于玉佛寺门口石椅上两个女工的窃窃私语——“还有人来识字班吗？”终于玉佛寺院隔壁小巷金城里，一个苏州文人用愤激而讽刺的口吻，为电影《五卅沪潮》写道：“呜呼，这是帝国主义的恩赐！”

时间是一块幕布，我们都在幕布上。如果说进入五卅这段时间，对我个人来说有什么思考，我只能说：生命是可贵的，但总会有一样东西能让你奋不顾身，让你明知可能会牺牲也照样准备着上路；如果我们对于每一个明天、对于活着或者死去的目的都清清楚楚，那就会一往无前。这是祈愿，也是祝福。

202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