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文中时代背景、人物行为及民族元素仅为文学创作，不代表任何真实历史或群体，旨在探讨人性情感，请勿对号入座。
“阿妈，他是谁？”
一个黝黑的藏族男孩，从帐篷里跑出来，扶住因震惊而摇晃的母亲，用一双警惕的眼睛瞪着我。
我，林峰，堂堂地质矿产局副局长，穿着一身笔挺的干部服，站在这片阔别了十三年的草原上，看着眼前这个男孩的脸，那双眼睛，那个鼻子……我浑身僵硬，血液仿佛瞬间凝固，大脑一片空白。
十三年的思念，十三年的愧疚，在我“衣锦还乡”的这一刻，被一个惊天的秘密，砸得粉碎。
一封尘封的信与一个坚定的决定
1984年的夏天，天气格外闷热。
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头顶的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发出的嗡嗡声让人心烦。
作为地质矿产局的副局长，桌上堆满了等着我审阅的文件和报告。
那天下午，我整理一个旧皮箱，准备处理掉一些不再需要的东西。
在箱底，我翻出了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信纸。
信纸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毛了，上面没有字，只用一支蓝色的钢笔，画着一朵笔触略显笨拙的格桑花。
我的手指抚过那朵花，粗糙的纸面仿佛还带着一丝遥远的温度。
一瞬间，办公室的闷热和风扇的噪音都消失了。
我的思绪，像挣脱了缰绳的野马，瞬间跨越了千山万水，回到了十三年前那片辽阔而苍凉的雪域高原。
十三年了，卓玛。
这个名字，像一根最细的针，轻轻扎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不疼，却总是在不经意间，让我感到一阵绵长的酸楚。
恰好就在那几天，局里有一个前往藏区进行新一轮矿产资源考察的项目。
目的地，正是当年我工作过的那片区域。
在项目会议上，所有人都认为派一个年轻的技术骨干去最合适。
我却力排众议，敲着桌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这个项目，我亲自带队。”
同事们都有些惊讶，但没人敢反驳。
他们以为我是心系工作，想去一线看看。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为了一个埋藏了十三年的心愿，为了去寻找一个被我弄丢了的答案。
往事重现：1970年，青春的相遇
1970年，我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
作为一名刚从学校毕业的地质勘探队员，我怀着一腔热血，响应国家的号召，来到了那片地图上都只标着一个模糊地名的藏区。
现实远比想象的要残酷。
天空蓝得像假的一样，云朵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抓到。
可稀薄的空气，却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我的喉咙。
剧烈的高原反应让我头痛欲裂，吃什么吐什么，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当地的藏民，看着我们这些穿着统一制服的“外来人”，眼神里充满了戒备和疏离。
那段日子，我备受煎熬，甚至不止一次想过当个逃兵。
直到我遇见了卓玛。
那是一个下午，我在勘探途中为了抄近路，独自攀爬一个陡峭的山坡。
脚下一滑，我整个人就像个滚地葫芦一样，不受控制地滚了下去，最后重重地撞在一块石头上，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铺着厚厚羊皮褥子的床上。
身边燃烧的牛粪火，散发着一股独特的暖意。
一个穿着藏袍的姑娘，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
她就是卓玛。
她的脸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有些黑，两颊上是两团健康的“高原红”，可那双眼睛，却亮得像雪山顶上最干净的星星。
是她上山采药时发现了我，然后和她的阿爸一起，把我背回了家。
卓玛一家人的淳朴和善良，像一股暖流，融化了我心中所有的坚冰。
卓玛的阿妈每天给我做最好克化的糌粑，卓玛的阿爸把家里最肥的羊杀了给我熬汤补身体。
而卓玛，则每天端茶送水，用捣碎的草药为我清洗和包扎伤口。
她的手指很巧，动作很轻，每次换药，都像是一阵春风拂过我的伤口。
我第一次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感到了家的温暖。
在养伤和后续的工作接触中，我和卓玛渐渐熟悉起来。
我们之间的交流，从最初的比手画脚，到后来我教她说一些简单的汉话。
我拿出我的笔记本，一笔一划地教她写她的名字，还有我的名字。
“林峰。”她用不太标准的汉话念着，然后抬起头，冲我羞涩地一笑，那笑容比草原上所有的花朵都要好看。
作为回报，她成了我的“向导”。
她带我认识草原上哪种草是牛羊最爱吃的，哪种蘑菇是有毒的。
她指着远处的雪山，告诉我那座山的名字叫“念青唐古拉”，是草原的守护神。
她带我来到一片清澈如镜的湖泊边，告诉我这是“圣湖”，能洗涤人的灵魂。
我们的爱情，就在这广袤的天地间，纯粹而热烈地滋长起来。
它跨越了民族的隔阂，也跨越了语言的障碍。
我们常常坐在山坡上，看着夕阳把整个草原染成金色。
我给她讲山外面的世界，讲高楼大厦，讲火车汽车。
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安静地听着，眼神里充满了向往。
我们约定好了，等我这次的勘探任务结束，我就向组织打报告，申请留下来。
我要入赘到她家，和她结婚，做一名真正的草原女婿。
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以为，那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被迫分离：1971年，一纸调令斩断情丝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1971年的秋天，就在我和卓玛一起憧憬着未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碎了我们所有的美梦。
勘探队接到了上级下发的一纸紧急调令。
由于政策的调整和新的任务安排，我们整个队伍，必须在三天之内，全部撤离。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把我打懵了。
三天？怎么可能！
我疯了一样去找队长，请求他让我留下来，哪怕是暂时的。
队长拍着我的肩膀，重重地叹了口气：“小林，这是命令，是纪律。谁都不能违反。”
分别，来得就是这么猝不及防。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卓玛开口。
最后，还是她从别的队员那里听说了消息，红着眼睛来找我。
我们走到了村口的玛尼堆旁，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卓玛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颗一颗地砸在草地上。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把我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掏了出来——一支舍不得用的英雄牌钢笔，还有我积攒下来的三十几块钱和一些粮票。
我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地塞到卓玛的手里。
“卓玛，你拿着。这些钱你留着用，这支笔，你留个念想。”
我握住她冰凉的手，看着她的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她承诺：
“卓玛，你等我！我回去安顿好了，稳定下来，就立刻打报告，申请调回来找你！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的！你一定要等我，多等我一天！”
卓幕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从脖子上取下一枚用红绳穿着的绿松石挂坠，挂坠已经被磨得十分光滑，看得出是常年贴身佩戴的。
她踮起脚，亲手把挂坠戴在了我的脖子上。
“林峰，我等你。”她说，“你把它戴好，看到它，就像看到我。”
三天后，勘探队的车队在扬起的漫天尘土中，缓缓驶离了这片草原。
我从车窗回头望去，卓玛穿着她最漂亮的那件红色藏袍，站在村口，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终于消失在了视线的尽头。
我以为，那只是一次短暂的分别。
我没想到，那一次转身，就是整整十三年。
回到内地后，我立刻开始给卓玛写信。
我把我的思念，我的近况，我的计划，全都写在信里，一封接一封地寄往那个遥远的小村庄。
可是，所有的信件，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封得到回音。
我心急如焚，多次向组织提交调回藏区的申请报告。
但每一次，报告都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驳回。
“小林啊，你是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年轻人，内地更需要你。”
“那个地方的勘探任务已经暂停了，你回去干什么呢？”
渐渐地，我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
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我被分配进了机关单位。
我离那片雪域高原，越来越远，远到它几乎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与卓玛失联后的日子，是灰暗而漫长的。
起初的几年，我几乎陷入了绝望。
我一遍又一遍地写信，却始终等不来一纸回音。
我甚至托人去打听，可那个年代，交通和通讯都极其不便，一个偏远到地图上都没有名字的村庄，根本无从找起。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残忍的刽子手。
它慢慢磨平了我的棱角，也慢慢冷却了我的痴狂。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和学习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
我抓住了恢复高考的机会，没日没夜地苦读，成了我们单位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年轻人。
大学毕业后，我被重新分配，进入了地质矿产局。
凭借着在藏区勘探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踏实肯干的作风，我从一名普通的科员，一步步被提拔。
科长，处长，再到今天的副局长。
后来，在领导的撮合下，我结了婚。
我的妻子是市里一所中学的老师，知书达理，温柔贤惠。
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组成了一个在外人看来十分美满的家庭。
我的生活安稳，事业有成，成为了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成功人士”。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同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片草原，卓玛穿着红色的藏袍，在玛尼堆旁，远远地望着我。
我拼命地向她跑去，却怎么也跑不到她的身边。
醒来后，枕边总是一片冰凉的湿润。
我常常会想，卓玛现在怎么样了？
我想，她大概早就嫁人了吧。
或许嫁给了一个强壮的康巴汉子，生了好几个像她一样可爱的孩子。
她应该已经把我这个匆匆而过的汉人干部，忘得一干二净了。
每次想到这里，我心里既有为她找到归宿的祝福，也有一丝无法言说的不甘和酸楚。
我脖子上那枚绿松石挂坠，被我用一根新的红绳穿着，贴身戴了十三年。
它早已融入了我的肌肤，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1984年，当我终于有机会重返故地时，我的心情是无比复杂的。
考察队乘坐着两辆北京吉普车，在颠簸的土路上前行。
这条路，当年我和我的队友们，用双脚走过无数遍。
如今，我坐在舒适的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中百感交集。
这里，既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地狱。
既有我最美的回忆，也有我最深的遗憾。
十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当年崎岖的土路，已经被拓宽了不少，虽然依旧颠簸，但至少能通车了。
沿途我甚至看到了新架设的电线杆，一直延伸到草原的深处。
我以地质矿产局副局长的官方身份，先与当地县里的干部见了面。
在酒桌上，我与他们推杯换盏，谈吐举止间，早已是一个成熟稳重、滴水不漏的领导干部。
这与当年那个因为高原反应吐得一塌糊涂、说话都带着学生气的青涩勘探队员，判若两人。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穿着干部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样子，感到一阵陌生。
这十三年，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我不知道，我失去的那些，还能不能找得回来。
考察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利用工作的间隙，开始不动声色地打听卓玛的消息。
我不敢直接问，怕显得太突兀，也怕听到我不想听到的答案。
我总是装作不经意地和当地的向导或者村干部聊天。
“哎，老乡，我十三年前来过这里，那时候村里有个姑娘，叫卓玛，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卓玛？”
被问到的人，几乎都是同一种反应。
他们会先愣一下，然后用一种奇怪而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里，有同情，有惋惜，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认识，怎么不认识。”一个老阿妈叹了口气，“好好的一个姑娘，可惜了。”
“可惜了？她……她怎么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她还在村里，就是……命苦。”
还在村里？
这个消息让我精神一振。
我又旁敲侧击地问：“那她……成家了吗？”
“没有。”老阿妈摇了摇头，“一直一个人。”
一直没嫁人？
这个答案，像一束微弱的光，瞬间照亮了我心中最阴暗的角落。
一丝希望，像野草一样，不受控制地疯长起来。
为什么？她为什么不嫁人？
难道……她还在等我？
这个念头让我激动得浑身发抖，同时也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慌。
如果她真的等了我十三年，我该如何面对她？
我，一个有家有室的男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拿什么来回应她这十三年的等待？
那是一个黄昏，夕阳的余晖给整个草原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我借口说想一个人走走，谢绝了所有人的陪同。
凭着记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卓玛家的方向走去。
远远地，我看到了那顶熟悉的白色帐篷，帐篷顶上，正升起袅袅的炊烟。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我一步一步地走近，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我看到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正蹲在帐篷前，熟练地挤着牛奶。
她的背影不再像当年那样挺拔，微微有些佝偻。
她的头发也失去了光泽，简单地编成一根辫子垂在身后。
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就是卓玛。
我停下脚步，站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不敢再上前。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那件笔挺的干部服的衣领，仿佛这样能给我一些勇气。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干得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颤抖的声音，轻轻喊出了那个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的名字：
“卓玛？”
那个身影猛地一僵。
她缓缓地转过身来。
当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在空中相遇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彻底静止了。
是她，真的是她。
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风霜的痕迹，眼角也爬上了细密的皱纹。
可那双眼睛，还是和十三年前一样，清澈，明亮。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无法置信的震惊。
她手中的木桶“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乳白色的牛奶洒了一地，浸湿了她脚下的草地。
我们就这样隔着几步远的距离，相顾无言。
十三年的光阴，像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之间。
我看到她眼中的震惊，慢慢变成了委屈，又从委屈，变成了怨恨。
最后，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一丝无法言说的复杂和悲凉。
就在我鼓起勇气，准备向她走去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
从帐篷里，突然跑出来一个男孩。
他看起来大概有十二三岁的年纪，皮肤被晒得黝黑，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旧藏袍。
他径直跑到卓玛的身边，用小小的身子扶住了她摇摇欲坠的身体。
然后，他抬起头，用一双充满了警惕和好奇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他用清脆的藏语，大声地喊了一声：
“阿妈，他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