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与西方早期交流中，如何接触和管理外国人？

礼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不仅仅是现在理解的礼仪，而是包罗万象，有政治、生活、制度等一系列的内涵，可以说是一个封建王朝存续的制度性安排。“礼崩乐坏”是对一个王朝没落的描述，意味着维持礼的秩序是王朝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维持统治的义务。

清朝晚期，在与西方交往的时候，因礼的问题造成交往困难。

要求英国使团必须三跪九叩

按照当时清王朝的规矩，参拜天朝皇帝，是要行三叩九拜的大礼。

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列强都不愿意行大礼。其实荷兰与西班牙使节遵循了这个规定。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不行三叩九拜。但英国为了能见到皇帝，在英国船只上悬挂着写有“英吉利国朝贡船”字样的“十丈大书标幡”。当时英国副使懂汉语，还另带翻译，不可能不懂其含义。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这个时候的英国国力强盛，在朝觐礼仪问题上要比马戛尔尼强硬得多。嘉庆则坚持来使必须行三叩九拜之礼。最终，因为坚决不行三叩九拜之礼，阿美士德连嘉庆的面都没见到，就拂袖回国了。

官员不直接接触夷人

当时来中国的外商，有的借朝贡名义进行，有的是散户。朝贡的可以享受专门的驿传系统的免费接待。其他的则不能享受，不仅面临居留困难，还牵涉到信用担保问题，所以就有一批“洋行”(做对外贸易的中国半官方商业组织)担任外国人的“保商”，并提供外国商人居住、贸易的寄居地---夷馆。

慢慢的，这些作为保商的洋行就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

清朝官府认可了这个垄断，于是就形成了十三行对东印度公司的半官方垄断组织对半官方垄断组织的贸易格局。

夷人不能在中国居住

外商虽被允许短期在广州住宿，但饮食和买卖不能离开商馆，交易完后就返回澳门，绝不许在广东过冬。只有在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可以“逢八外出”，以十人为限作一队，在翻译带领下集体活动。

普通外国人就不要说了，就算是外国商贸代表也不能乘坐肩舆。

最严格的一点在于，不允许这些外商携带家眷进入广州商馆。

文书必须是禀帖，体现上下级关系

外国商贸代表不能直接与中国官府联系，必须通过作为中间人的十三行洋商代转。

1836年12月，义律接任驻华商务总监督，用“禀帖”的形式，通过行商将其任命的情况告知两广总督邓廷，并要求进驻广州商馆办公。邓廷桢见“来禀词意恭顺，尚属晓事”。

1837年11月，义律接到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训令，要求他在公文中不书“禀”字。义律立即进行交涉，在公文中精心改用“谨呈”、“呈上台前”等字样，邓廷桢对此予以拒绝。

1838年7月29日，未经行商，英国直接向广州城门投递了未写“禀”字的公文，告知马他仑舰队的到来。邓廷桢将此公文交行商退回。

面对不用体现上下级关系的禀帖，清朝大员即使是面对武力也不屈服。

可以看出当时清朝与对外关系是非常传统的，国与国的关系就是天朝、朝贡和藩属的关系，把非朝贡国看成是蛮夷之邦，没有正常的平等的交流，对他国没有了解，当鸦片战争爆发后，对英国还是一无所知。

而且这种礼仪，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西方的炮舰打击下才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