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理看牛津，读英译李白诗感同身受，“鳗鱼作家”的写作故事

作为上海书展的固定节目，每年总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们来到滴水湖畔的朵云书院，面朝东海之滨的夕阳，探讨当代跨文化背景下的写作。高温天的晚霞似灿烂锦缎铺满水平如镜的滴水湖，今年这场“作家圆桌”的主题格外贴合“水”的意象，瑞典作家帕特里克·斯文松、英国作家艾礼凯和爱尔兰作家露西·考德威尔的对谈始于“鳗鱼溯游一生回到大西洋海域”这一自然现象，引申到文学主题“沿着记忆流域，发动故事引擎”，他们回顾各自徘徊在“故乡和他乡”之间的人生经历，从跨文化的经验中获得观察世界的特殊角度。

三人的写作主题以及风格毫无共性，但他们殊途同归地在写作中看清：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是围绕着太阳不断旋转的同一种生物，文学的作用就像诗人叶芝形容的“不断收集人生的破布碎片”，恰是这些微小之物联接着不同时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与人。

斯文松所著《鳗鱼的旅行》是一本国际畅销书，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的销量计数百万册。少年时与父亲一起钓鳗鱼的经历，构成斯文松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父亲去世以后，他回望几十年的父子关系以及他成年以后主动离乡远游，意识到个人史的痕迹与自然界的鳗鱼的生命轨迹发生某种程度的重叠。作为科普爱好者，他投入地研究过鳗鱼奇异的“鱼生”：它的生殖秘密是至今未解的生命科学之谜，没有科学家能亲眼见证鳗鱼交配，全世界的鳗鱼似乎来自同一片海域，即北大西洋靠近北美海岸线的“马尾藻海”，鳗鱼卵孵化的鱼苗将顺着洋流游弋到全世界的江海，如果它们逃过被人类捕食的命运，将在生命尽头回到出生的海域，在马尾藻海产卵然后死去。斯文松发现，鳗鱼的生命从20年到50年不等，它们但凡自然死亡，必定用一生辗转回到出生地。“我从鳗鱼的生命之旅联想到自己，联想到更多人类，人们在漫长的、离散的旅程中塑造自己，如此度过这一生，终点却总是回到来处。”

《大理一年》的作者艾礼凯形容自己“是一条旅途中的鳗鱼”。艾礼凯的父亲是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提莫西·阿什，他任教于牛津大学，艾礼凯在大学城长大。他很坦率地说出：“我在一个有特权的地方长大，那里被笼罩着文化的光环，无论外部世界发生怎样剧烈的变化，牛津不被影响，延续了几百年的学院和庭院仿佛脱离时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尽管现在他每次回到家乡，依然情不自禁地为牛津感到自豪，但他同时强烈地渴望离开那个“时间停滞的地方”。他从20岁起旅居国外，在中国度过近14年的时光，其中有七年是“北漂”，2020年初至2022年底的三年，他移居大理，游弋在中国西南的山乡之间，观察社会变迁的同时，与个体内心对话，写出《大理一年》。大理不是他离乡的终点，而是开启新一段旅程的起点，从大理迁居纽约，他说：“我是一条还在远离家乡的鳗鱼，对我来说，必须尽可能远离故土，才有可能看清我认同的是什么。”

露西·考德威尔的成长经历和艾礼凯截然相反。她出生于1980年代的贝尔法斯特，由于北爱尔兰和平争议，她从小被教育“贝尔法斯特是没有希望的地方，孩子唯一的希望是离开”。但是当她成功逃离家乡、来到剑桥求学，在这个“文化特权”之地，她回想被暴力摧残的贝尔法斯特以及处在宗教压抑下的爱尔兰，反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她在剑桥宿舍里开始写贝尔法斯特的女孩们，那一刻，她想起乔伊斯在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回想他早已远离的都柏林，写下《尤利西斯》；也想起埃德娜·奥布莱恩因为一段成为丑闻的婚姻，被迫离乡，在伦敦书写爱尔兰姑娘们如何对抗狭隘的民间观念，写爱尔兰共和军在生活中的模样。她说：“也许这是全世界作家的共性，但在爱尔兰作家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总是要足够远离故土才有勇气写那里的故事。”

斯文松谈到，写作《鳗鱼的旅行》灵感来自鳗鱼苗的形状，当他反复看着柳叶形的鳗鱼苗，回想起在瑞典和父亲共同捕鳗的季节，正是北欧的仲夏，这是一年里柳树最茂盛的季节，海中成群的鳗鱼苗，恰似瑞典夏日白夜里风中飘荡的柳枝。艾礼凯和露西被“柳叶和鳗鱼苗”的描述吸引，他们联想各自的经历，感慨地理的距离、文化的距离、甚至虚构与真实的距离，就像“柳叶”和“鳗鱼苗”之间，那条看似不可抵消的鸿沟其实很容易模糊。

艾礼凯回忆在大理看到当地人过火把节，那是白族和彝族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老乡们告诉他，火把节是为了庆祝丰收的仪式。他由此联想家乡的圣诞节：“英语世界的人们特别重视圣诞节，并不只是因为它的宗教意义。更多是为了抵抗冬日寒冷，出于家族聚集的需要。”参与火把节的经历，使他对自己原初的血脉根系产生了更亲近的维系，当他因为疫情无法回到牛津和母亲团聚，他在大理按照母亲老家东欧的习俗再现圣诞风俗，那一刻他格外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本质是同一种围绕着太阳旋转的生物种群。

露西则不止一次强调，人们应对恐惧、渴望、被压抑的情感时表现的共性，远胜过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因为来到上海，她透露了一个几乎不在公众场合讨论的“文学秘密”，她最爱的诗歌不是英语诗，而是一首英译的中文诗，那是埃兹拉庞德用英语翻译的李白《长干行》。“我与李白诗中写到的悲伤共鸣，李白不会想到，千年之后，在远离中国的地方，有我这样一位读者在另一种语言里读他的诗，与他悲伤的心灵世界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