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入伍，在种菜点带领干部家属干活，不料竟改变了命运

2017年，当副连长的儿子回家探亲。吃饭时，他聊起部队的事，说现在营区租出去的门面房都收回来了，各个连队也不用再养猪种菜了……听儿子这么说，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当年在部队的经历。我的命运，就是靠在连队养猪种菜、搞农副业生产改变的。
我是1976年12月当的兵，部队驻扎在桐柏山脉一条长长的山谷里。1977年，新兵下连没多久，我就被连队种菜点的王班长看中了，跟着他去了离连队八公里外的一片河滩地，专门负责养猪种菜。
那时候，不光我们连，团里其他连队也都在搞农副业生产，规模有大有小。王班长带着我，在河滩上种黄瓜、豆角、番茄、辣椒、冬瓜、南瓜这些蔬菜。后来，我们又在靠河边的荒地上挖了个池塘养鱼，还养了鸡鸭。在岸滩地的一角盖起了猪圈，养了三十多头猪。

那会儿，一个战士一天的伙食费才4毛8分钱，可集市上的肉要卖7毛钱一斤。光靠这点伙食费，想让全连百十号人吃上肉，太难了。自从连队有了这个种菜点，每到夏天，我就经常拉着板车，把地里收的新鲜蔬菜，还有鸡鸭鱼肉送回连队，再从炊事班拉回点米面油……
在种菜点，我跟着王班长学会了做饭炒菜。我们这儿肉、菜都不缺，连长、指导员和司务长隔三差五就会过来看看。每次他们来，我和王班长就给他们做点好吃的。连长还跟王班长开玩笑：“王建军啊，你们这儿吃得比连队强多了！”
1979年年底，王班长立了个三等功，退伍走了。我接了他的班，成了种菜点的班长。连队又给我派了个新兵小汤。寂静的河谷里，就剩我们俩了。我按王班长以前的想法，继续开垦荒地。半年多时间，我们又开出了30多亩地，鱼塘也扩大了，还种上了水稻。

1980年，军里开了个后勤工作会议（我是回连队参加政治学习时听指导员说的）。当时我没想到，这个会会悄悄改变我的路。指导员传达会议精神时，对我提出了新要求：要把连队的农副业生产搞得更上一层楼，以实际行动支持部队建设。当务之急，就是把种菜点的规模再扩大点，项目再丰富点，争取创个全团的模范点。
任务压头，但我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带着连队特批给我的100多块钱（买种子和化肥的钱），我回到了种菜点。
一天，副连长和司务长来看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起了种菜点的难处：就我和小汤两个人，活儿多的时候实在忙不过来，怕影响完成上级的任务。副连长一听，眼睛亮了：“连长和我的家属带着孩子都住在连队临时家属房，她们整天也没啥事干。让她们过来帮你们一把，两好凑一好！你们还能多搞点项目，比如磨点豆腐啥的，不是更好？”
我一听，这主意不错。连队训练任务重，不可能再派战士过来，让家属来帮忙正合适。后来，我们腾出两间房收拾干净，连长和副连长的家属就带着孩子搬过来了。
两位嫂子过来后，连长怕我不敢管，特意过来开了个小会。连长指着我，对她们说：“蒋良辉同志在种菜点干了三年，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给连队做了大贡献。你们俩到这里以后别搞特殊，一切工作都听他的安排……” 我呢，就让两位嫂子轮流负责点上的一日三餐，照看孩子。其他人按部队作息，该下地下地，该干活干活。
我们四个人在种菜点上，就像个小生产队。吃过早饭就下地干活，种玉米、水稻，割草、施肥，一直干到喊吃饭。我们在鱼塘里养了很多鱼，还种了藕。收水稻、捕鱼的时候，全连官兵都过来帮忙。除了给连队上交近千斤鱼，吃不完的鱼肉和蔬菜，我们还卖给其他连队和团机关。我们做的豆腐，让连队干部战士喝上了豆浆，吃上了麻婆豆腐，吃不完的也送到团服务中心卖了……
种菜点渐渐有了收入。我跟连长、指导员汇报后，就不再向司务长要种菜经费了，还给两位军嫂发工资。钱不多，每个月40块，但她们都挺高兴。那会儿副连长的工资才60块多点，种菜点能给她们发40块，而且在这儿吃得又好，她们在自己丈夫面前腰杆也直了不少。
这一年，连队给我记了个三等功，表彰我在种菜点的工作。我到种菜点后，年年受嘉奖，立三等功还是头一回。让我挺自豪的是，全连的干部战士都到我这个种菜点蹭过饭，尤其是周末。后来连队还专门规定，不准再到种菜点吃饭。
1981年的一天，连长突然通知我回连队开会。会上，连长宣布了上级命令：任命蒋良辉同志为司务长。那一年，全团只有3个表现特别优秀的战士提了干。随后，我离开种菜点，去武汉一所后勤军校进修。

一年后，我学习结束回到连队，正式当上了司务长。后来，我在三个部队干了17年，1998年从副团长的岗位上转业了。
再后来，我儿子高考，我支持他报考军校。他挺争气，考上了郑州的一所军校，毕业后分到了基层部队。
农副业生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基层部队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我很幸运成了其中的一员，也受益终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干法，时代在变，但踏踏实实奋斗的人，总能尝到生活的甜头。那些了不起的成就，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强军的路子，也是这么一代接一代，慢慢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