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38个儿女送国外，临终告诫：不准回中国效力，一女儿臭名昭著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2年冬天，在奉天城郊，有人亲眼看见一个穿着男装、束腰军靴的年轻女子，单枪匹马骑着军马穿过街口。

她动作利落，眼神冷冽，身后的风吹起一角披风。

没人敢拦她。

有人说她是“皇亲国戚”，也有人说她是“日本间谍”。

可那时候没人知道，她的身份将来会成为一个国家记忆中最难以启齿的一页。

她叫川岛芳子，原名金碧辉，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

她的父亲，善耆，是清朝肃亲王府的当家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这个家族在清末的贵胄圈里地位极高，祖上几代人都握有实权。

可惜时代变了。1912年清帝退位，王朝覆灭，曾经的皇亲国戚一下子没了立足之地。

善耆却不信这个邪。

他始终觉得，这是个短暂的低谷。

清朝不是亡了，只是“暂避锋芒”。

所以他做了一个极其激进的决定：把自己所有的儿女，一个不落，全都送出国深造——学军事、学政治、学情报。

他不是为了开眼看世界，而是另有所图。

他说：“我这三十八个孩子，就是将来重建大清的根基。

那时候的北京已经不再属于清室了，善耆也就悄悄搬去了东北。

这里更靠近日本势力范围，也更容易寻求支持。

他投靠了川岛浪速——一位日本旧军人，也是一名资深情报官。

两人从一开始只是政见相投，后来关系越来越紧密。

说起来，川岛浪速出手很有一套。

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常常穿着中山装，混在中国官场里如鱼得水。

他知道善耆在想什么，也知道怎么一步步把他往日本的轨道上引。

有一天，善耆突然宣布：把自己年仅六岁的女儿金碧辉，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

没人敢问为什么。

也许是为了表示忠心，也许是为了进一步靠拢日本势力。

但无论理由是什么，从那一天起，这个小女孩就不再是王府里的小格格了。

她被剃去发髻，换上男装，改名“芳子”。

在日本的军校里接受系统的间谍训练：爆破、枪械、格斗、心理战术。

连说话方式和走路姿势都必须符合“男儿气”。

她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写。

而与此同时，善耆也没闲着。

他在东北设立了所谓的“皇室理事会”，自封清朝正统的代表，发布诏令、召集旧臣、祭天登坛，搞得有模有样。

他说这是“光复大业的一部分”，可实际上，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日本关东军的操控。

比如说，他提出要设立财政署，管理“满洲国”的经济。

结果日本人只给了他一个空头衔，财政权还是捏在关东军手里。

他提议成立皇家卫队，调集旧八旗子弟担任军官。

日本人答应了，但实际指挥权归日军少将。

可善耆似乎并不在意。

他更关心的是“形式感”——穿龙袍、行跪拜、用金印。

他甚至每天在宅邸里模拟朝会，召集儿女们轮流“上奏”。

有人劝他说别再演了，外面都快打到家门口了。

他却回一句：“天命不可违。

而他的三十八个儿女，有的在日本军中任职，有的在伪政权里担当要职。

几乎没有一个站在中国一边。

有人说，这是教育的失败；也有人说，是信仰的畸变。

最让人心寒的，还是芳子。

九一八事变”之后，她被派回东北，担任日本特高课的联络官。

经常穿着西装出席各种酒会，不时出现在前线战场。

她曾亲自参与策划暗杀抗日将领的行动，也曾在伪满政府中担任顾问。

她说她是“为了父亲的梦想”。

可善耆临终前那句话，反而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说：“我死之后，子孙不得为中国效力。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家训，而是一道命令。

当时他病重在旅顺，躺在病榻上，身边都是穿着和服、讲着日语的子女。

他不说“病了”，只说“龙体欠安”。

也不谈遗产、后事，只念叨“复国未竟”。

医生劝他立遗嘱，他只写下短短一句话。

从头到尾，他都没承认清朝已经结束。

他也没正视过自己子女的身份早已模糊不清。

他以为他留下的是忠诚，可实际留下的，是一代人的错位与迷失。

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解体。

川岛芳子被捕。

她在法庭上哭着说：“我是日本人，请本国政府救我。

可日本方面没人出面。

她被判处死刑，执行前几天，还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

她穿着囚服站上刑场，身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

没人来送她。

执行那天，提篮桥监狱外头下着小雨。

她走得很安静。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叫她“格格”。

参考资料：

李洁非，《川岛芳子真相》，新星出版社，2010年

沈志华，《从陆军大学到伪满洲国：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与布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

王树增，《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