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的宣言，宣告了新中国在废墟中诞生。
此后七十余年，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在追赶现代化的路上，既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奇迹。
但与此同时也遭遇了诸多猝不及防的灾难，那些灾难有烈火、洪水、震波、疫疠、冰雪等，一次次把新生的共和国推向危急关头。
今天，文史君就与大家分享七次建国后的巨大灾难，一起缅怀那个时代悲戚的过往。
一、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
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是一场由决策失误、极端气候与国际环境突变共同酿成的复合性灾难。
其冲击波穿透了经济、人口、生态与社会心理四个层面，给我国当时的民众留下了长久且难以愈合的伤痕。
首先，经济体系遭到了重创。
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900亿斤骤降至1960年的2870亿斤，跌幅超过四分之一，直接导致收购量锐减。
为了保城市、保工业，农村返销粮比例被压缩到极限，许多地方口粮不足百斤原粮。
油料、棉花、生猪同步减产，轻工业原料短缺，市场轻纺品库存下降60％以上，消费物价在1961年上涨到1957年的2.6倍。
其次，人口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负增长。
根据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1961年再减348万。
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尤以河南、四川、安徽、甘肃最为严重。
之外，出生率由1957年的34‰跌至1961年的18‰，形成长达五年的“生育低谷”。
劳动力锐减使农业生产后劲不足，灾后数年农村仍普遍缺少年富力强的壮丁。
生态层面，灾难引发了森林与水利系统的二次破坏。
为充饥，群众大规模砍伐林木、围湖造田、捕杀野生动物，淮河、海河流域因毁林开荒导致水土流失面积扩大15％。
鄱阳湖、洞庭湖湖面缩小近一成，长江中下游蓄洪能力下降。
农村耕畜因饲料短缺被大量宰杀，全国役畜存栏1961年比1957年减少1300万头，土地耕作深度和效率急剧下滑，形成“生态—产量”的恶性循环。
另外，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更是深入最深，影响最巨大的创伤。
饥荒打破了农民对公社“大锅饭”的信任，基层干部权威跌落，黑市、偷盗、瞒产私分蔓延。
城市因口粮锐减也首次出现“全民浮肿”，机关干部、大学生排队领稀粥的场景。
二、1975年驻马店特大洪水
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发生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水库溃坝灾难，那场灾难后来被称为“75·8”大洪水灾害。
因其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我国防灾减灾史上一个深刻的警示。
1975年8月初，当年第3号超强台风“莲娜”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晋江登陆，随后北上至河南境内停滞少动，带来了罕见的特大暴雨。
数据显示，8月5日至8日暴雨中心林庄站6小时雨量达830毫米，创下中国大陆短时强降雨的极值记录。
后来，持续暴雨导致淮河上游数十座水库水位暴涨，最终引发连锁溃坝效应。
8月8日凌晨，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相继溃坝，6亿多立方米的洪水倾泻而下，横扫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造成毁灭性灾难。
据不完全统计，那场灾难导致超过2.6万人死亡，1100万人受灾，1700万亩农田被淹。
洪水所到之处，村庄被夷为平地，京广铁路被冲毁100多公里，影响行车近50天。
灾后景象惨不忍睹，许多遇难者遗体被洪水冲至数十公里外，灾区的生产生活秩序完全瘫痪。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灾情信息被严密封锁，外界对这场灾难的真相知之甚少，直到多年后才逐渐披露。
事后，深入分析了那场灾难后发现，其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叠加的效应。
从自然因素看，超强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是直接诱因，那种降雨强度远超水库设计标准。
但更关键的是人为因素的多重失误：一是水库设计标准偏低，板桥水库按“千年一遇”设计，但实际降雨远超此标准。
二是水库管理存在严重漏洞，汛期违规超蓄，未能及时预泄。
三是预警系统缺失，溃坝前未能有效通知下游居民撤离。
四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了防灾决策，一些科学建议未被采纳。
三、1976年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里氏7.8级强烈地震。
23秒内，一座数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成为20世纪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
那次地震震中位于唐山市区，震源深度约12公里，属极浅源地震，破坏力极强。
主震后发生多次强余震，最大余震达7.1级，波及范围广，北京、天津等城市震感强烈。
地震发生在深夜，居民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官方统计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轻伤544000人。
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蘑菇弹，烈度达XI度。
唐山市区建筑几乎全部倒塌或严重损坏，铁路、桥梁、道路受损，供水、供电、通讯中断，次生灾害严重。
面对灾难，我国迅速组织了大规模抗震救灾行动，调集10多万子弟兵官兵和2万多名医疗人员紧急驰援，全国各地运送大量救灾物资。
事后研究发现，唐山地震高伤亡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地震本身强度大、震源浅、发生在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