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说真话

从最初在《读书》杂志发表的第一篇谈老作家的文章《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到后来出版的《故国人民有所思》，陈徒手一直保持他的“史料性风格”。

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数百万字档案，写作的目的就是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

本文选编自2013年秋《南都》记者邵聪对陈徒手老师的采访，从陈老师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位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

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第一手素材才见历史之真

1996年的时候《读书》也没这种“口述+档案”的叙述体例，大家都很模糊。当时《读书》的主编汪晖、编辑叶彤跟我说：“你写吧，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发。”

当年我抄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很多想法都憋在肚子里，具体怎么写也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但有一点特别明确，我既不是正规的学院学者，也不搞专业化研究，所以不像别人写论文论著那样规范，没必要把别人的研究全列出来，因此我很少引用别人著作里面的成果。

比如我写赵树理和郭小川，别人所写的《赵树理传》、《郭小川传》等等全看过，了解一下大致情况，但我不会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

从开始写作此类体例文章至今，我文章里95%以上的史料都是不为人知的、经我过手的第一手素材。

我原来写文章特别花哨，爱用形容词，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大学毕业进了机关总写简报、总结，都是机关八股文，很单调。

直到1993年到《北京青年报》当记者以后，因为职业训练和版面需要，就要掌握写文章如何切入，如何控制布局，特别是文字要力求干净，这才把以前那套的语言习惯慢慢改了。

▌典型案例呈现思想改造整体面向

档案没有根据人名编排，要像大海捞针一般过手一遍，所以抄档案的时候也是先看名气、知名度。先抄年纪大的，影响力大的，比如冯友兰挺有意思，我就多抄一点。

《故国人民有所思》里写了11位教授。大量的无名教师或者北大以外的学校，我就容易先放过了。而在北京的高校里，北京市委对北大特别重视，需要了解的材料也多，所以北大资料比较完整。

像北大中文系的王瑶，每次中央一开会，一有什么布置，肯定要找他们谈，问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他们成了政治的“消息树”。

这种费力费神的党内系统工作汇报，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有时是在王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这11位教授里，我写王瑶时，脑子里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文件中的王瑶》，因为资料太完整了。

王瑶这篇，考虑到一些当事者还健在，不少揭发、汇报信我都没写进去。但写周培源的那篇，因为材料抄的太少，后期再想扩写就比较困难了。

11篇个案分析，要大体呈现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整体面向，肯定还不够。2012年我还写了几篇关于梁思成的文章，如果再等一段时间，还能写翦伯赞和季羡林，如果能收进去就更好了。

另一方面，书里呈现的基本还都是右翼人士。如果能写一两个当年搞运动、热心搞批判的积极分子，比如中年的左倾教师就更周到了，就有立体感。这是我当年抄材料时的盲点。

▌抛弃无价值的材料

在档案中找到真实的思想动态

我当时跟编辑商量，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外延扩大，借“40年代末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来打通。

因为1951、52年的思想改造的步骤、程序、方法还比较简单，基本是填表、过关……大家说的话、表态都基本上一样，各校的斗争程序大致相同，写起来也就大同小异，比较模式化。

如果把时间再拉到1961年、62年，延展到北大社教运动，就可以打通纵深，把波澜壮阔的斗争景象就可以呈现得更充分更真切。

《人有病，天知否》更侧重口述材料，《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本书里对几个人物专题做了口述，比如冯定这个题目，我采访了北大哲学系20多个老师，后来之所以没用口述材料，主要是想保持整本书运用档案的单一体例。

档案具有官方色彩，而且都是当年秘密的汇报制度，支部向总支汇报，层层递增，到了市委那边，还要汇编，向中央报，是一个设计复杂的党内工作制度。

从那里面可以看出思想动态，组织对知识分子的把控、了解程度。

相比档案，日记的视角则较单一。我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很多都写不出那种很复杂、有实际内容的感觉。第一是写得少，第二是不敢写，怕出事。

比如我看到《谭其骧日记》，写1951、52年政治运动的日记内容都特别简单——今天到系里开什么会，谁谁发言，他揭发了谁，或者他斗争了谁。谭先生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一个字都没有，所以那些日记只提供一个线索，即时间和地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严格核实档案，只求历史之真

2013年秋，我去北大拜访91岁的中文系老教授吴小如先生（即吴同宝，后调历史系）。谈了新书里俞平伯、王瑶篇章里的史料问题。

他作为当事人，觉得当年系总支向上汇报的材料有不属实、不靠谱的地方，有加工成分。比如俞平伯一章写道：吴同宝则披露：“党内有名单，准备有计划的打击，第一名就是你。”

吴老跟我说：“我怎么知道党内名单呢？”毕竟五十年过去了，他的记忆是不是有差错，我心里也没底。

再比如王瑶一章，我写“北大不知从何处断章取义，向上报告称王瑶说：上课马克思，下课牛克思，回家法西斯。”

王瑶先生的夫人杜琇老师说，王瑶不可能说这种话，这肯定就是内部揭发不实，有的时候不跟当事人核实。但这句话在档案中被官方引用的频率很高，当成那个时代的典型言论了，所以我就不得不摘进去了，而且我也强调是“断章取义”。

但这也反证当年组织的汇报制度严谨性差，有的就是胡乱栽赃。这就给我们后来的学人带来巨大的道德难题：既然内部档案有严重的不靠谱、虚饰、诬陷成分，我们又该怎么分拣、如何核实？汇报和人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又该怎么对待？

▲王瑶

▌动荡的历史，更需要说真话的人

像傅鹰那一代的学人，从美国学成回国，他们长期受欧美教育的影响，觉得教授治校，天经地义。可能国民党时期也基本上是这样，教师说话还算数。

到五十年代，彻底变样，全都是年轻的党团干部那个系统说了算。

这个所谓“一竿子插到底”的系统在高校垂直领导，有时效果非常不好，经常出差错或者引发很大的祸害，这个确实给教授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但是每到政策缓和的时候，又要说重视知识分子，要调整、缓和知识分子的政策，那个时候又对他们多方安抚。但过一段政策又变回激进，来回折腾。

当时基本上不允许异端，排斥异议，对党外人士打压居多。傅鹰教授曾经提意见说：我们这些人被学生踩到脚底下。

像俞平伯、贺麟，单位领导不找他们茬了，成了死老虎，平安转型就过关了。在社科学部的文学所、哲学所，相对来说风平浪静，没那么多折腾。

再一个就是冯友兰，折腾一辈子，起起伏伏，也想迎合，也想做点事。我写这本书，也注意写到党的政策的起伏变化，不会始终是斗争，还是有不同的间歇期，1956年提出“向知识进军”，对知识分子还是很看重的。

1960年、61年生活困难时期就比较缓和一点，到1964年马上又翻脸不认人了。这是我觉得那个年代潮夕般涌动的特点，没法把握。你这个时候说的话可能就成为下一场运动要整的材料。

谁也逃脱不了这种残酷斗争的逻辑系统，没办法，人一放松就没有警惕性了，说话不在意，一说话立马就登记在案。

▌人性的恶比制度本身更加可怕

北京高校内部文件多达数百万字，其中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尤其庞大。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都算揭发，档案里大量的手写报告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造成的，是组织安排的。

像北大一些年轻人，又是教授们的助手，他们可以跟教授经常聊，聊了以后就奉命写汇报。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不是个人的选择，他不得不写，换了谁都一样。

只要汇报是一般性的表态，没有牵涉到人际关系的阴暗面，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可以谅解。

有一大批左的、50年代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斗争性特别强，每次运动都抢在前面。北大化学系、哲学系、中文系都是这样。

像冯友兰的学生斗他，特别放肆，无所顾虑；王瑶到学生宿舍去辅导功课，被学生训；傅鹰写总结，还要让学生支书过目、批准，确实是非常无理的蔑视和歧视。哲学系尤其强悍。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整个时代训练出来的这种冲劲和狼性，官方、学校鼓励他们发挥“思想战斗野性”。

态度好坏跟领导和氛围有关。哪怕同一个班级都有很大差别。

像中文系某个年级，90多人分成三个班。三班有个支部书记还有个副书记，特别坏，把三班同学整得一塌糊涂。而一、二班相对来说动荡不那么大。

制度的实施是相通的，但是有的人身上有恶的因素，就会促使群体发生恶变。

▌在揭露真相的路上，没有后退可言

相对普通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应更苛刻一点。但在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完全迎合新兴政权的一些要求，相对来说失去了批评、思考的能力。

那代人过得很狼狈，没有主见，也没有一个自由的心态，而且为了自保，完全是自我封闭，不敢说自己的真心话。

当然有一些时期也有异样，譬如六十年代初就是特例，召开各种“神仙会”，鼓励知识分子说话，有的直接批评高层领导，还有那么大胆的一面。但这部分在这本书里体现不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做。

我的下一本书还是知识分子专题，想写吴晗、邓拓等一批知识分子高层干部，用档案和口述相结合，写写大家不知道的邓拓、吴晗的另外一面。

还有一个专题我特别喜欢，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各行各业的状态，老百姓吃住行的情况。

这个专题花了我将近三四年的时间，我把每个部门这三年间的档案全调出来看了一遍，想拼出一个当年北京市日常生活全景，稍稍偏向社会史，想做得非常细了，比如蔬菜、粮食供应等等。

我还去潘家园买了很多资料，譬如流传出来的1959年到62年的判决书，涉及小偷小摸、杀人犯、强奸犯的。

我想写出当年的方方面面，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动态，他们当年怎么想。我觉得“这三年”是当代史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跟后面的“动荡年代”相通，所以能把它弄清楚的话，对了解当代史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