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与“诗”的追求

梁子湖是一片丰茂的土地，这里的物产、风俗都有令人留恋的地方，人民尤其质朴、善良，但也并不懦弱和俗陋。这里的武俗和文风一直都很盛，展现了人民崇尚正直，也崇尚高雅的情怀。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不屈的抗争表现了他们对正义的追求，对安宁生活的向往。他们对文化的尊崇和对文化人的尊重又孕育出一大批新的青年，他们有志向将梁子湖这片地域的精神和外面世界的文化融合起来，既留住这片土地的文明之根，也在风云际会的现代文明中逐浪而行。绪保老师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

《湖乡风云》这部作品对梁子湖区抗战时期地理、民俗、历史的研究是花了功夫的，历史小说的创作的难度也在这些地方。好在绪保老师在梁子湖区工作多年，浸淫已久，前期的短篇创作中有了一定的积淀，而且他的足迹应该是踏遍了这一片他衷情的土地的，所以写起来也从容。有了这些基本的“史”“实”，如对武汉地区新的革命思想的发展、梁子湖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形势的描述，国共、日寇、土匪多方势力错综复杂斗争的描写，就把握住了当时时代的大局，尊重了历史小说写作的规律，能够经得住推敲。

从“史”的角度来看，小说与其他文体不同的是要写出人物精神，这种精神是地域的、也是随着历史发展呈现流变的过程的。这部作品难得的是有一种决心要写出梁子湖地区人民的精神历史的。作品中陈洪勇、叶祥云等老一代的人重情重义、侠肝义胆、深明大义，这些精神正是王江涛、陈琼芳等青年一代投身抗日和革命的精神资源。革命精神与传统文化资源之间是有其内在脉络的，革命精神将这些资源发扬光大，放眼中国与世界，但源头在地域文化中的传统精神。即使像反面人物麻五、胡传胜等人也能体现圆滑自利的某些地域文化的影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好的作品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地域性的人物精神发展史。这种要求诞生了一大批世界和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鲁迅的鲁镇、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枫杨树都在故乡的书写中展现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考。这部作品也试图写出“精神史”，这就在突破静态的、新闻性的写作的局限，而有更加深广的意义。它表明，梁子湖抗日游击队成立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而有其精神文化的根源，是更加久远的文化精神的历史回应，我觉得这种追求是作者能够进一步发展自我的基础。

作者作品中最动人的文笔当属各种风俗的描写，如梁子湖捕鱼节、湖水煮湖鱼等。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诗意在孙犁、茹志娟等作家笔下开拓出新的意境，绪保老师继承了这种传统。好的长篇小说应该是诗意的，诗意赋予小说以文艺的感染力。当然，诗意有很多种，有恢弘壮阔的，有哀怨低回的，也有清新自然的。绪保老师的小说诗意是清新自然的，这不仅与梁子湖自然风物的特征相关（因为这里不是西部小说的雄奇苍凉），也与小说革命的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是密切相连的。小说中的民俗的美好、人性的美好与斗争胜利的信心共同孕育出这种诗意的氛围。这样说，并不是说小说没有写出斗争的现实主义的残酷，政委等人的牺牲，就是革命浪漫主义中的带血的杜鹃。

一部长篇小说，对结构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既要有“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又不宜用结构束缚住作者的创作力，同时，还要考虑现实生活场景、细节展现的感染力。“有意味”的结构可能会决定小说思想的深刻性与掌控长篇写作中把握现实丰富性的能力，而场景描写和生活细节展示往往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性特征。这部作品结构处理采用“史”的结构，又结合古典长篇小说“平叙”的形式，能够将复杂的头绪放置在整体的简明框架中。总体“史”的结构中也用传统小说冰糖葫芦式的结构迭序一个一个的故事，叙事简明，是革命历史小说经典的结构用法。美好的生活场景和民俗描写像珠玉镶嵌其中，自然美好，营造了张弛有度、从容自如的叙事节奏感。

绪保老师遇到了最大挑战可能是所有历史小说写作者遇到的共同问题——历史现场感，所以作品中写到战争的具体场景的时候，一些地方往往难以达到更高的高度。不过，他在处理不同的战斗类型时还是有笔墨的不同，其中写得充分的梁子湖保卫战一场就有这种现场感在。现场感往往通过场景铺陈展现，场景描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支撑，它避免小说 “讲故事”，而立足于展现现场，呈现叙述的艺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被称为是靠场景支撑起来的一部经典，假以时日，绪保老师在这方面一定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这部小说可以写成三部曲，可能因为时间紧的原因，没有这样构想。如果是三部曲，很多描述就能更充分展开了。

不过，更多的期待是绪保老师能够写一部梁子湖地域性的民俗史，民俗史最能体现精神史，像陈忠实写陕西、韩少功写湖南、迟子建写东北一样，这是绪保老师熟悉的，也是他衷情的。

这部小说为梁子湖革命立史，具有首创的价值意义。诗意化的追求既是作者内在人格的展现，也是小说风格的特征，可以说，起点很高，但热爱土地的人会耕作不辍。（赵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