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离谱放虎归山？百万雄师4年败光！他真的不配当皇帝吗？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即位，朱元璋临终前特意强调，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这句看似平常的嘱托，却成了朱允炆命运的伏笔，爷爷留下的庞大帝国早已被功臣冤狱蛀空了根基，而手握兵权的叔叔们，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龙椅。

朱允炆接手的明朝，表面强盛，实则暗藏危机，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发动了六次大规模清洗，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数万人，开国功臣几乎被屠戮殆尽。

到洪武末年能独当一面的将领只剩耿炳文、郭英等寥寥数人，且年事已高。

朱允炆曾在东宫读书时问老师，爷爷杀了这么多人，万一外藩作乱，谁来领兵？

老师当时答，陛下宽仁，待宗室以恩，何愁不宁，但很遗憾的是这话后来成了泡影。

更棘手的是藩王制度，朱元璋将二十四个儿子分别给了一块封地，号称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实则赋予他们节制地方军队的权力。

其中朱棣、朱权等九位藩王手握护卫甲士，少则三千，多则上万，尤以镇守北平的朱棣势力最强，麾下燕山三护卫久经沙场，曾多次北击蒙古。

朱允炆刚登基，就有人告诉他，要警惕自己的叔叔朱棣，而北平地势险要，建议将其改封南昌以除隐患。

但是朱允炆私下里考虑再三，将这份奏折压在案头，未予采纳。

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威胁，只是深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坚信仁义感化，洪武三十一年八月，他下令省刑减赋，赦免洪武年间的囚犯，减免江浙重税。

这些举措迅速赢得民心，史载苏州百姓闻诏欢呼，但在削藩问题上，这份仁厚却变成了优柔寡断。

建文元年正月，朱允炆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三人列席，齐泰直指燕王朱棣素有野心。

黄子澄却摇头说，周王是燕王同母弟，削周王可剪其羽翼，且周王有罪证在握，师出有名。

这场争论持续了三天，最终朱允炆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

消息传到北平，朱棣正在燕王府的牡丹园宴客，听闻弟弟被抓，手中酒杯砰然落地。

接下来的五个月，朱允炆接连削黜湘王、齐王、代王、岷王，手段越来越急，这些事让藩王们人人自危，也让朱棣看清了侄子的决心。

他开始称病不出，暗中招兵买马，甚至将燕王府的地下室改造成兵器坊昼夜打造甲胄。

不出所料，朱棣果然反了，就在削藩的硝烟刚起，朱允炆立马便下诏令让耿炳文北上征讨燕王。

这位年届七旬的老将是洪武朝仅剩的宿将之一，当年在长兴卫镇守十年，硬生生扛住了张士诚大军的反复猛攻，以善守闻名天下。

可这一次，朱允炆却将进攻的重任压在了他肩上。

大军抵达真定后，耿炳文拿出了他最拿手的招数，把大军分作两部分，分别驻守河两岸，想先筑牢营垒、稳住阵脚，再慢慢推进。

没料到朱棣早就摸透了这位老将的性子——稳健有余，机变不足，他亲自带着最精锐的骑兵，悄悄绕到明军侧后，趁着夜色直扑滹沱河南岸的营寨。

猝不及防的耿炳文只得收拢残部退守真定城，紧闭城门不再出战。

消息传到南京，朱允炆召开紧急会议，黄子澄力荐李景隆少年英才可代炳文，实则李景隆纨绔成性从未打过仗。

朱允炆却信以为真。

李景隆抵达德州后先是强攻北平未遂，又在郑村坝被朱棣击溃，丧师十余万，建文二年四月，他收集残兵六十万，与朱棣在白沟河决战。

战斗初期明军占尽优势，朱棣的坐骑三次被射杀，本人险些被俘。

恰在此时，一阵狂风突然席卷战场，朱棣见状立刻挥师反扑，李景隆吓得独自骑马狂奔，一路逃回德州。

十几万大军没了主帅瞬间土崩瓦解，而方孝孺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早已动摇了军心，此刻成了压垮明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建文二年，他推行更定官制，裁撤兵部尚书、都督府等军事机构，将权力集中到文官手中，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

连开国功臣郭英都被派去看守皇陵，安陆侯吴杰在奏折中抱怨文官掌兵不懂军旅，却妄议战术，将士稍有过失，动辄削爵。

这种矛盾在战场上暴露无遗，建文三年三月盛庸在夹河大败朱棣，却因未请示朝廷擅自追击被斥责。

同年十二月平安在藁城设伏，差点活捉朱棣，回营后却被方孝孺弹劾贪功冒进，武将们渐渐失去斗志，有的故意放缓进军速度，有的甚至暗中与朱棣联络。

朱允炆的失败，并非因不配当皇帝，而是缺乏乱世所需的铁腕，他宽仁减税、平反冤狱，但在削藩决策上优柔寡断，在军事指挥上用人失当，最终葬送了江山。

朱棣登基后废除了建文新政，恢复了藩王制度，却也延续了朱允炆的轻徭薄赋，可见其政策并非一无是处。

史官在《明史》中评价，惠帝天资仁厚，奈何仁柔寡断，轻信群小。

这或许是最中肯的定论——他适合做太平盛世的守成之君，却生在了需要铁血手腕的动荡年代。

放虎归山的决策和那句勿使朕有杀叔之名的叮嘱终究成了历史的叹息，而朱棣登基后将北平改为北京，开启了明朝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