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书评︱重新被发现的地方史

杨斌/文

编者按：传统的地方史或地方志，大多体例严整、资料翔实，从行政设置与变迁，写到经济文化人口等，力图全面还原一个地方的历史独特性。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在离开家乡35年后，写了一本不一样的地方史与家乡史——《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这本书是一个游子对家乡的考察和追忆，在叙述浙西南望郡严州府两千年之变的主线之外，穿插了当地的名人崇拜和人文符号，是一部微观、地区、国家和跨国视野下的地方史。杨斌教授的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全球史、科技医疗史及海洋史，所著《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都有宏大的格局和独特的视角，这本书沿袭作者一贯的学术风格之外，笔触间又多了一丝温情。

火与风︱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7月

笔者五六岁，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外婆会反复说一句反语：“建德县严州府，吃了早饭再洗脸。”按常理，行政次序从大到小依次应为严州府建德县，而早起的正常次序也应该先洗脸而后吃早饭。小朋友贪睡起得晚了，有时候图方便就先吃早饭再洗脸，这当然有违常情。因此，建德县放在严州府前面就错了。外婆的这句话就是教笔者做事要先大后小，有条有理。没想到，建德县还在，严州府却不见了。

浙西南的开发比较晚，虽然建德的地名来自三国的建德侯封地，但早期文献记载很少。唐天宝设新定郡，乾元年间改成睦州，北宋宣和之后称严州或建德路，下辖六县：建德、桐庐、分水、寿昌、淳安、遂安。唐宋以来，严州是东南望郡。到了民国，严州行政隶属几经分合，最终被取消。

浙西南山区的严州府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历史上严州府和杭州府并立，因而严州不属于杭嘉湖所在的江南；同时，严州山区并不滨海，以山林经济为主，其他各个行业均不发达，而山林经济因为体量有限，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

如此，严州之不属于江南不同于江南，明矣。不过，严州之所以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与杭州府相提并论，当然有其地理、文化与政治的考量。因此，笔者带着自己的独特情感与视角，决定写一本不一样的地方史与家乡史。

比如，严子陵钓台所在的七里泷江这条水路，两千年来成为士人极其宝贵的精神源泉，令人肃然起敬。在其绝佳山水之背后，七里泷江也是一条官道、贡道、传教士之路以及难民之路，东南琉球岛国与西洋大英帝国居然首次在此相遇，为严州再添一抹跨国的传奇。

再比如，建德有许许多多跨溪的桥。修桥自唐宋以来便是建德的传统，而民间修桥是其中关键。建德北部许多乡村和家族近千年来一直修桥的事迹，凸显了传统社会地方的自治和张力。这一座座桥，可谓是山区社会联系的纽带和走出去的隐喻。

本书的写作，最初并无一个全盘计划，而是随着兴趣、阅读以及研究的深入，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地进行，但主题的选择亦颇费苦心。等到全书大致有个眉目时，笔者突然发现暗藏的一个主线便是微观、地区、国家和跨国视野下的地方史。这个角度，既正视了建德这个浙西南山区小县的地理独特性，也就是不同于北邻的江南地区，又揭示了这个地方是在与国家建构的相互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同时还努力地勾勒了建德这个不沿海的内陆山区如何在跨国的交流中有其一席之地。微观、地区、国家与跨国数者互相结合，塑造了建德两千年的历史，虽然它们的贡献因时而异，各不相同，当然更非均质。当然，两千年之变也蕴含着本书乃至许多长时段历史研究的核心，那就是：自然环境（主要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既是某地社会产生、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也束缚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框架，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吧。另一方面，外来的（包括邻近地区的、国家的，乃至跨国的）因素和影响时常打乱本地的日常秩序，给本地以刺激（包括破坏）、机遇和灵感；同时，本地的因素和势力有时也因缘际会，在他乡乃至异国得以延伸或移植。总而言之，在稳定不变的自然环境下，经济、文化的互动即使在一个封闭的山区依然是主线。

长期以来，地方史的书写是在国别史（也就是王朝—民族国家）的大框架下进行的。以往的学者，他们强调某个文明或者某个族群因为其内部特殊的特征而区别于他者（特别是相邻的他者），所以文明史和族群史就是按照这个界定展开的。某个文明某个族群自有渊源，自有特征，自我认同，从而区别于他者。这个范式，最近几十年来遭到了挑战和修订。以族群为例，人类学界意识到族群并非因为其内部均质而区别于他者/邻者；相反，这些族群恰恰是因为互相往来、互相交流（有时包括互相敌对、仇视、隔离和想象）而互相区别，因而产生了自我认同。如此，文明和族群必须在互动的立体网络中才能得到相应的理解与同情。

我以为，地方史的书写也理应如此。某个地方/地区是在和相邻以及不相邻的其他地区、国家以及跨国的势力多重维度的联系和交往中形成了自我的特征与认同。没有他者，就没有我们；没有互动，就没有个体。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这本书企图尝试地方史和区域史书写的新范式，有其特定的旨趣和意义。

（本文节选自《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作者杨斌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