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讲台的老师们，去向何方？| 正午故事

采写｜明亮

据2024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师队伍建设调查报告》，全国中小学教师离职率已连续五年上升，2023年达到5.6%。他们是主动离职还是被动淘汰？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稳定且待遇不低的职业？离开讲台后，他们都去哪了？

我们采访了几位离职的老师。在她们的叙述里，相似的困境反复出现：有人身兼教师、售票员与安全员；有些人的教案本被数据填报、迎检准备挤占，还要随时解决家校关系；有些人发现自己多年没有输入，只是在重复输出……离开教师岗位，既是对现实压力的被动回应，也是对职业价值的主动重构。此前积累的能力并未随离职消失，反而成了她们走向新生的底气。（以下人名皆为化名）

阿妙：“你一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

1995年出生的阿妙，师范专业毕业时心里藏着一股叛逆劲。“家里人总说，你性格适合当老师。越这么说，我越想逃。”2018年从韶关学院毕业后，她没像同学那样考编，反倒一头扎入旅游行业。她在广州某旅行社做策划、带团，在高铁与景区间辗转。工资比当老师高。不过，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带队，全年没几天能完整休息。

2019年，在旅游行业累到极限的阿妙辞职了，她决定去凉山做支教老师。早在大学时，她常在贴吧看一个徒步爱好者的帖子。那人带着小丑气球走中国，到凉山后却留了下来，联合上海的基金会办起支教点。“他说山里的孩子会把腊肉偷偷塞给老师，说这话时的认真劲，我记了很多年。”

凉山的培训持续了半个月，之后她被分到山顶学校教四年级。30多个孩子大多汉语生涩，“害羞得很，想跟你亲近，就往你手里塞烤土豆，或者把家里晒的玉米棒偷偷放在讲台下。”

最难忘的是某个雨天，山上下不来，四个支教老师断了粮。不知消息怎么传开的，傍晚时家长们踩着泥泞上山，用竹筐背来两筐土豆。“每个土豆都带着泥，我们洗了煮着吃，连续吃了一周。后来大家开玩笑说‘放屁都带着土豆味’。”

原本她被分配教数学，后来因语文老师离职顶了上去。“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教他们用‘开心’造句，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觉得当老师没那么糟。”阿妙说。其实，凉山的生活很艰苦：没法洗澡时，只能用热毛巾擦身子，冬天烧热水总跳闸，旱厕离屁股只有十厘米。“那些日子让我知道，自己在哪都能活好。”

从凉山回来，阿妙在2020年加入广州某私立小学。这完全是另一个时空，另一个世界。

私立学校的领导常把“家长是上帝”挂在嘴边。有次一个学生作业没完成，被留堂半小时，家长直接投诉到校长室。“校长没问原因，先把我叫去骂了一顿：要搞清楚谁给你发工资。”更让她难受的是校车任务——每天清晨六点到校接学生，傍晚送完最后一个孩子，已是晚上七点。“感觉自己既是老师，又是售票员，还是安全员。”那两年，她的工资能到八九千，但“心太累了，家长的要求永远在变，领导永远站在家长那边，我像个随时会被替换的零件。”

2022年，阿妙跳槽到广州一所公立学校做编外老师。这里的班级同样40多人，氛围却截然不同。有次课间，两个学生打架，家长冲到学校指责她“看管不力”。校长直接出面：“课间十分钟，老师不可能盯着每个孩子。您孩子先动手，我们一起商量怎么教他学会控制情绪。”在这里，她第一次体会到“被学校护住的感觉”。

公立学校更重班级管理，学生的心理状态、日常表现都要关注。她当班主任时，每天从早八忙到晚五，中间要盯着学生吃饭、午睡，下班后家长的电话还会追过来。甚至有家长在晚上11点打电话问，孩子在学校开心吗？如果不接，群里会有家长说“杨老师架子大”。

离职的念头在2023年底萌生，当时男朋友决定回海南发展。阿妙站在广州三号线早高峰的人潮里，突然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讨厌每天两小时的拥挤通勤，讨厌家长群里永远传不完的消息。更无法忍受的是，姐姐结婚时，学校以“疫情期间不得离穗”为由不让她请假回去。

但她还是坚持到了2024年暑假。“老师不能学期中途走，孩子们刚适应你，课程进度也不能断。”最后一个学期，学生总问她：“老师，你下学期还教我们吗？”她只能笑着说“到时候看呀”。最后一天散学礼，有个女生塞给她一张画，上面是一个老师牵着一群孩子，旁边歪歪扭扭写着，“杨老师，我们会想你的。”

2024年10月，阿妙在海南陵水的博物馆做起了讲解员。这里的工资到手五千，年终奖算下来也才五千多，相较老师的工资低了一截。但“每天朝九晚五，下了班手机不会再响，你终于属于自己了。”现在，阿妙喜欢上班的路，两边都是绿植，空气里有海的味道，开着小电驴像在旅游，根本不像去工作。

博物馆的讲解工作竟然与教师经历相通：都是靠嘴巴传递信息，以前讲课文，现在讲文物。她把给小学生讲课文的耐心，用到给游客讲黎族制陶技艺上。有次讲完公开课，教了几十年书的年级长拉着她说：“你真的很适合当老师，你一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离开讲台，她更珍视那份认可的重量，也不再纠结六年教龄是否浪费。“当老师教会我的沟通能力、耐心，现在都用得上”。她知道，这是讲台岁月悄悄积累的底气。

尽管已经退出家长群，但许多家长和学生的微信她还留着。四川凉山的学生给她发消息：“杨老师，我考上县里的重点初中了，就是数学有点难。”“杨老师，我爸让我辍学打工，我不想去。”阿妙说，孩子的爱很纯粹，你骂过他们，他们还是会把你当亲人，这是当老师最珍贵的东西。

张佳：音乐课的尽头

2020年的一个午后，湖州一所初中的艺术楼，张佳站在音乐教室门口，听见里面嘈杂的喧闹声。那是午休后的第一节课，天气闷热，五十几个学生刚从主科解脱，把音乐课当成了释放压力的出口，异常吵闹。

“再吵的话，这节课就让给主科老师了。”她忍不住提高声音。一个男生小声说：“老师，我们在前面楼连厕所都要跑着去，好不容易来这儿……您别对我们太严了。”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她多年来对音乐教学的梦想。原来她的音乐课并没有给学生减负，反而成了另一种负担。这年她37岁，教龄刚满14年。

1983年出生的她，中小学偏科严重。中考时勉强踩过普高线，一想到高中还要面对数学和科学，她就满心抗拒。这时班主任递来一个信息：读艺术高中，高考理科不算分。像抓住救命稻草，她懵懵懂懂选了艺术类专业的高中。凭着远超艺术线的文科成绩，张佳考上了大学音乐学师范专业。2006年毕业时，她通过考编考试入职，成了一名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2008年进入湖州本地一所优质初中，一待就是12年。

在这里，她带舞蹈队、参加比赛，拿过不少好成绩。不过，她心里清楚，这些比赛、荣誉，不过是评职称的筹码，是学校考核的指标。音乐学科在学校里始终是“小学科”。排课总在下午第一节，学生昏昏欲睡；期中期末一到，音乐课常被主科占用。有次她去教务处争取课时，得到的回应是“孩子们听听歌放松下就行”。她认真备课，想带学生感受音乐的美好，可台下多数是茫然的眼神。这些被作业和考试填满的孩子，早已没有闲心去理解旋律里的美。她试着带学生听肖邦、贝多芬，可孩子们需要的不是古典和审美，只是片刻的喘息。

而且，她发现自己多年没有“输入”，只是在重复输出。优质课比赛更是让人窒息：抽签后24小时备课，教研员和团队围着她“磨课”，把她的教案改得面目全非，只剩技巧展示和流程设计。“很拧巴，我自己都不想上下去。”

某个下午，办公室同事都去上课了，她一个人趴在桌上，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一辈子都耗在这所学校，老了会不会后悔？“感觉人生被装在透明盒子里，一眼望得到头。”我真的喜欢当老师吗？撇开这份铁饭碗和编制，我还愿意做这份工作吗？

她绕着学校操场走了两天，决定要走。丈夫说，“想清楚就好。”2020年6月，她递交了辞职信。但她也没有完全“转身”，而是前往女儿所在的国际学校任教。一年后，她还是选择离开讲台。

她想“要活得比以前好”。这几年，她做过自媒体博主，卖过保险，现在和女儿一起做播客。2022年，她尝试高客单保险销售。从讲台到销售，她学着分析保单，拜访客户。第一次签下大额保单时，她在咖啡馆坐了一下午。不是因为兴奋，而是突然意识到：原来离开体制，自己也能站稳脚跟。

回顾过去，她发现教师这份工作的待遇其实很好。虽然工资不高，但有公积金和社保。离职后，她不仅要考虑生活开支从哪里来，还要独自处理社保等具体问题。但她从未后悔离职，现在的收入比当老师时高了不少。重要的是，她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用在午休后强打精神走进吵闹的教室，不用再为了优质课比赛硬背不属于自己的教案。

刘星：“体制就像个温水池”

2022年8月酷暑，刘星拿着入职通知书走进东莞一所公立学校。教学楼前的凤凰木开得正盛，她以为握住的是安稳的未来，却没料到里面藏着磨人的砂砾。

2021年，珠三角出现了教师招聘热潮。作为一名非师范专业的研究生，刘星被东莞“免笔试招研究生”的政策吸引。她是湛江人，从香港读研归来，对体制内有着某种执念——家里几乎所有人都捧着编制饭碗。入职那天，校长拍着她的肩膀说：“我们学校是四大老校之一，你来了就是骨干。”

她很快发现“骨干”的份量。作为班主任，她要带45人的班级，教语文和道法，还要兼任道法教研组长。劳动课带学生种菜，心理课讲情绪管理，午休时站在走廊值日，放学要跟着家访。家长下班晚，家访总在暮色里进行。她骑着电动车穿梭在东莞的工业区，头盔里全是汗味。

第一年的试用期像漫长的集训。每周两天外出跟岗，剩下三天的课全排满，从早读到晚自习。一次，她连续上了六节课，嗓子哑得发不出声，只能让学生自习。“他们趴在桌上睡觉，我坐在讲台前发呆，觉得自己像台快没电的机器。”

那年冬天，同事指着她的额头说，“你长了根白头发”。回到宿舍，她对着镜子拔下来，忽然哭了。这样突然的流泪，在工作压力过大时也多次发生。编制带来的安全感，逐渐被琐碎的事务磨成枷锁。学校有十几个工作群，消息提示音从早响到晚。她养成了随时看手机的习惯，连午休都睡不踏实——班干部戴着电话手表，随时可能打来：“老师，某某打架了”“老师，有人把饭倒地上了”。

疫情后医院都停用了体温枪，学校还要求每天站在门口用坏了的体温枪给学生“扫一扫”。她举着发烫的体温枪，看着学生们机械地低头，觉得很荒诞。“他们好像不关心有没有用，只关心你有没有做。”

教研组长的工作成为压倒骆驼的稻草。有次校长让她三天内备一节参赛课，逐字稿要对应PPT，改稿就得改PPT，她熬了三个通宵，试课时却被全盘否定。“报告厅的灯亮到凌晨，我自己摆桌子、调设备，对着空教室试讲。”她记得那天结束时，天边已经泛白，她在走廊撞见清洁工。对方问：“老师又加班？”她点点头，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身体不断发出抗议。2023年体检，她查出甲状腺结节，医生说“和长期压力有关”。手术前一天，她还在群里处理学生纠纷；手术后第二天刚苏醒，就接过同事递来的手机，家长又在问孩子的作业情况。“没人说你先休息，好像老师就该是铁打的。”

2024年暑假，刘星跟校长说，想继续带高年级。“我性格不适合一年级，纯保姆式的工作太耗人”。但开学前一周，她收到调令，被安排去带一年级，还要提前两周返校培训。那天她正在广州逛街，接到消息，手心瞬间冒汗。她给老公打电话，对方看着她通红的眼睛说：“辞了吧，我们回广州。”挂了电话，她就给校长提出离职。说出口那瞬间，她觉得胸口的石头落了地。

同事们并不意外。这几年，学校里合同老师干满一年就走的越来越多。“外面赚得比这多，还不用应付这么多事”。而编制内的老师大多选择“摸鱼”：少接任务，少担责任。

离职后的六个月，刘星在美国欧洲转了一大圈。甲状腺结节消了，咽炎没再犯，心脏也不疼了。她终于能睡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看工作群，额头的痘痘慢慢消退，体重从80斤长回了正常水平。

偶尔她会收到学生的消息。有学生升了初中，会发来月考成绩；有家长给她寄东莞的荔枝，附言说“你在时孩子总说你好。”

“其实体制就像个温水池。”她说。刚开始觉得舒服，慢慢发现水在变烫，想跳出来又怕外面冷。真跳出来了才知道，新鲜空气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她也在思考，是否要重新回到讲台。

——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明亮，一个喜欢蹲下来看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