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原型：两个中国少年接力，将南京大屠杀主犯送上刑场

今年暑期档，电影《南京照相馆》以艺术手法再现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通中国人守护历史真相的故事，引发全球观众的情感共鸣。当观众为银幕上虚构的“英雄群像”热泪盈眶时，真实历史中那两个在恐惧中守护罪证的少年——罗瑾与吴旋，却隐没在聚光灯之外。

《南京照相馆》剧照

1938年1月的南京城，冬日的寒风穿过断壁残垣。长江路估衣廊的华东照相馆里，15岁的学徒罗瑾正浸泡着几张底片。当影像在显影液中逐渐清晰时，他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画面里日本兵举着军刀，刀锋下是跪地求饶的中国平民，泥土已被鲜血浸透成深褐色。

门外，来冲洗胶卷的日军军官正不耐烦地踱步。罗瑾强压着颤抖的双手，继续处理剩余的底片。这些胶卷记录了令人发指的暴行：砍头、活埋、强奸……每一张底片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心上。

趁着军官出门抽烟的间隙，罗瑾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他偷偷将底片再次放入放大机，在昏暗的红色安全灯下，用颤抖的手指操作着曝光计时器。相纸在显影液中渐渐显影时，那些暴行画面如同鬼魅般重现。连续三天利用工作间隙，他秘密加印了30多张照片，最终挑选出16张最清晰、最具冲击力的罪证。

《南京照相馆》剧照

深褐色的硬纸相册封面，少年用钢笔画出两颗被匕首刺穿的心脏，鲜血顺着刀锋滴落。在封面右上角，他用力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耻”字，墨水深深渗入纸纤维。这本不足三指厚的相册，被他塞进暗房角落的墙缝里，每天收工前都要伸手确认是否还在。

1940年，罗瑾考入毗卢寺内的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相册被他转移藏在集体宿舍的床板夹层里，每晚枕着这份沉重的秘密入睡。1941年初春的某个清晨，尖锐的哨声划破宁静——伪宪兵突袭搜查毗卢寺。

罗瑾抓起相册冲进后院。在茅厕斑驳的砖墙上，他撬开一块松动的墙砖，将相册塞进墙洞，又用湿泥仔细抹平缝隙。三天后，当他再次来到茅厕，发现墙砖已被挪开，相册不翼而飞。

“我吓得魂飞魄散，当夜就逃离南京。”五十年后老人回忆时，手指仍在微微发抖，“以为被日本人发现，必死无疑。”

而真相是：他的同校学员吴连凯（后改名吴旋），在茅厕后的草丛发现了这本册子。翻开封面，刺刀上挑着的婴儿、被绑在树上赤身裸体的妇女……这些画面让他胃里翻江倒海。“这是日本人自己拍的罪证！”这个念头如闪电般击中了他。

他来到毗卢寺千佛殿，撬开一尊坐佛底座的裂缝，将相册卷成筒状塞进佛腹深处。此后六年，吴旋养成深夜假装如厕的习惯，溜进佛殿伸手探摸相册。

1943年寺庙大修时，佛像被移动位置，他冒着大雨连夜将相册转移到新佛像底座，为此高烧三日。

《南京照相馆》剧照

1946年深秋，南京城张贴出征集日军罪证的布告。22岁的吴旋从佛像腹中取出保存完好的相册，在“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的呈文上按下手印。

这份由两个少年接力守护八年的证据，被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编号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当检察官捧出深褐色相册，16张照片被逐一展示时，旁听席上死寂无声。主犯谷寿夫面如死灰，律师团提出的12条反驳意见被当庭驳回。这些由日军自己拍摄的照片，成为钉死战犯的最有力铁证。

同年4月26日正午，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伏法，子弹穿透后脑。

1995年6月9日，南京江东门纪念馆。两位白发老人颤抖的手紧紧相握。

“你是罗瑾？”“你就是黑皮（吴旋小名）！”泪水划过罗瑾脸上的皱纹：“那年我逃到福建，靠修钟表为生，总梦见被日本人追杀。”吴旋拍着老友的背：“相册在佛肚里躲过七次搜查，连我妻子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那本承载着民族苦难的相册，如今随《南京大屠杀档案》永久保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泛黄的相纸边缘已开始脆裂，但封面上少年用钢笔刻下的“耻”字，墨迹依然如1938年寒冬那般漆黑刺目。

在南京城的记忆深处，两个普通少年用恐惧中的坚守证明：最微弱的良知之光，终将刺破历史的至暗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