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犹豫是否接收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别为难，我们带嫁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有一支承担国家基本建设任务的专业技术兵种，称为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成立于1966年8月1日。

基建工程兵的任务几乎涵盖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所有核心领域，主要以“急、难、险、重”工程为重点，创造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这支队伍中更是涌现了大量的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

但就是这样一支贡献巨大的队伍，在面临转业的时候却是频频碰壁。面对这样的情况，司令李人林表示：“不要为难，我们会带‘嫁妆’。”这是怎么回事呢？

1982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一纸命令，全国50万基建工程兵都面临着集体转业。这支特殊部队，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得不就此撤销。

司令员李人林带着安置方案南下广东，却在广州碰了钉子。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直言：“广东自己的施工队伍都吃不饱，实在是腾不出位置。”无奈之下，李人林只能把目光投向了刚升格为地级市的深圳。

此时的深圳，正处于“有钱没人干活”的困境之中。全市建筑工人不足300人，技术骨干纷纷跳槽香港，就连市政府大楼的建设都因为缺人手停工了半年。当李人林的副参谋长徐馨来提出“调 2 万工程兵来深圳”的时候，市委会议室瞬间就炸开了锅。

“2万人都相当于再造一个深圳了！”反对声此起彼伏，“粮食供应、住房安置、社会治安，哪一样不是难题？”更有人担忧：“香港就在对岸，突然进驻这么多转业军人，会不会引发政治敏感？”

关键时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做了个十分大胆的决定：派出副秘书长舒成友进京谈判。舒成友和李人林是老战友，有了这层关系，哪怕真有什么事也好打商量。

这次会面，李人林并没有过多寒暄，而是直接拿出一份清单：“不会让你们多为难的，我们带嫁妆。”

这份“嫁妆”包括了几千万元的固定资产、高达亿元的流动资金，五千多万元的设备和几千台施工机械。

更让深圳惊喜的是，工程兵还承诺：家属分批安置，武器不上岸，编制转为地方企业并且完全副总深圳的指挥。

此举一下就解决了深沉的燃眉之急，舒成友连夜赶回深圳汇报：“这不是包袱！是送上门的建设大军！”。1982年11月，深圳市委常委会全票通过接收方案。

1983年9月15日，最后一列军列驶入深圳火车站。两万官兵背着铺盖卷下车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连片的荒滩和蚊虫肆虐的野地。

没有住处，大家只能下榻“竹叶宾馆”：官兵们用毛竹和塑料布搭起临时住所，白天热得简直就像蒸笼，遇到下雨天又漏雨。地下水含硫量超标，许多人洗完澡皮肤都溃烂成疮。

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深圳市委大楼、深南大道、电子大厦等工程正等着他们开工。

在电子大厦工地，工程兵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奇迹。没有塔吊，他们就用人力扛钢筋；没有搅拌机，就用铁锹翻拌混凝土。完工的时候一检测，整栋楼垂直度偏差只有4厘米，远超国家10厘米的标准，最终斩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比起这样的建设奇迹，更让人动容的是他们的牺牲精神。

1984年台风来袭，正在施工的皇岗口岸工地突然塌方。连长高喊着“党员跟我上”就往里冲，他的身后是一支敢死队，他们硬是用自己的用血肉之躯堵住了溃口。事后统计，参与抢险的官兵平均每人扛了二百多袋沙包，许多人肩膀都磨得露出了骨头。

基建工程兵在1983年年底就正式撤销了建制，全体官兵脱下军装，组建起深圳市属建筑企业。这支“工程铁军”很快就在市场经济中崭露头角。

1985年，他们在国贸大厦的建设中，首次采用了液压滑模技术，将标准层施工的周期直接压缩到三天一层，创造了“深圳速度”的标志性记录，成了改革开放的象征。

在深南大道、北环大道、深圳机场等重大工程中，他们完成了大部分的工程量，搭建起城市的骨架。更有八千人进入行政系统，几百人走上了市区的领导岗位，将军人作风融入到城市管理之中。

1985年，深圳建筑市场开放以后，国企就面临私企的竞争。当时他们因为成本控制不如私企灵活，报价比其他企业高了些，但最终业主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还是靠着质量中标。还被评为“用户满意工程”。

2024年建军节，深圳举办“基建工程兵拓荒精神”纪念展。当白发苍苍的老战士们抚摸着当年的施工图纸时，82岁的李人林之子李援朝感慨：“父亲临终前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把两万子弟兵‘嫁’给了深圳。”

这场跨越40年的“联姻”，不仅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还铸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精神丰碑。就像深圳市委大院门前拓荒牛雕塑基座上的铭文：

“拓荒牛精神，是深圳的根，是中国的魂。”

到了如今，当年的两万工程兵，有的成为地产大亨，有的扎根社区做志愿者，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从来都没有改变。

他们真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