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夜晚，我们在屋顶上做爱，聊天

“多年之后，母亲让我读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欢迎回家》的手稿，那是一系列回忆，关于她称之为家的地方。最初她只打算简单勾勒这些地方本身，其中并不加入人物或对话。这本手稿的内容是母亲的一些童年往事，我们小时候听她讲过，但现在这些故事按时间排序，也不再伪装成小说的模样。”

——杰夫·伯林，2018年5月

新墨西哥大学，霍科纳厅宿舍

卢·苏亚雷斯

漂亮的校园里生长着高大的棉白杨和榆树，还有古老的土坯建筑。这里像得克萨斯一样，嶙峋崎岖的群山和宽广平展的沙漠，四面是一望无际的泛着褪色牛仔蓝的天空。我的一个室友叫苏珊娜，她的妈妈每个月都会从俄克拉荷马州给她寄来高洁丝卫生棉。那时我对一些英语短语还不熟悉，但我给智利的朋友写信，内容大意是“她跟我们不对路”。不过我和她在绿色窗帘和绿色雪尼尔床罩的选择上达成了一致。我在我那边的墙上贴了梵高的《向日葵》，我和尤塔在普孔拍的合影，我和康奇滑雪的合影，还有格兰治学校橄榄球队的合影。

美国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上的大部分课都是大班教学，内容浮浅。我获准上高等西班牙语课，老师是拉蒙·森德，一位西班牙流亡者，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我误选了新闻专业。我想当作家，而不是记者。不过，我热爱我的校对工作。我自己有一把宿舍楼大门的钥匙，可以不用遵守门禁时间。

卢·苏亚雷斯是一位体育记者。他是当时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墨西哥裔学生。他已经三十岁，是依据退役军人权利法案才来这里读书的。起初，我只是开心，能跟一个和蔼、风趣又敏锐的人用西班牙语交谈，可渐渐地，我们相爱了。

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爱情比其他任何人的爱情都更加美妙。这是我的初恋。我那时以为，所有人在坠入爱河时的感受都像我们一样。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爱真的比其他任何人的爱都更加美妙。

看门的托马斯和他的妻子艾琳娜将杂物室的钥匙给了我们。我们锁上门，顺着梯子爬到屋顶，在棉白杨树冠下铺上一张床垫。课间，工作之余，整个夜晚，我们在屋顶上做爱，聊天，直到女舍监快睡醒时才溜回宿舍。整座楼被高大的棉白杨树包围，我们躺在树枝下，窥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屋顶上凸出的矮墙掩护着我们，还挡住了我们用来冰镇啤酒的小冰箱和学习读书用的提灯。我们从中心街（属于66号公路的一段）对面的围场餐馆买来哈姆啤酒和汉堡包，邀请托马斯和艾琳娜到屋顶上与我们共进烛光晚餐。

即使到了冬天，我们的树荫爱巢也没有被发现，但我们得爬过屋顶，来到用油布遮挡的床上。我们在那里做爱，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读书给对方听。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个月。

不知怎的，我们的事还是被女舍监发现了。她给我父母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们我在屋顶上与一个墨西哥人发生了性关系。一切戛然而止。

我的父母在新年当天飞了过来，在这里住了两天。他们决定夏季学期结束后就带我离开学校，去欧洲住上一年。父亲出钱让卢和我分手。卢啐在他脸上。但后来卢又跟我大吵一架。他要我马上嫁给他。而我说，我才十七岁，还没准备好，于是他把我从车上推了下去。

我一直盼望他能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某天他会再次出现在我面前，可他没有。

阿尔伯克基，铅街

保罗·萨特曼

几个月后，我遇到保罗·萨特曼，就在斯塔万格号轮船起航驶往欧洲之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以为自己爱上他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嫁给他只是为了不去欧洲。我对保罗并没有对卢那般的信任和柔情。他令我敬畏。他是一位雕塑家，一个才华卓著、活力四射的男人。

| 1956年，露西亚和丈夫保罗·萨特曼

我给他递杯子时会自己拿烫手的杯身，让他接过杯把手。我会提前为他熨好内裤，好让他穿着暖和。我总讲这类事，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但它们都真实发生过。

我按他的要求穿着打扮，总是穿黑色或白色的衣服。我把长发染黑，每天早晨拉直。我化着浓重的眼妆，但不涂口红。他让我脸朝下趴在枕头上睡，希望以此纠正我的“主要缺陷”——翘鼻子。当然我的身体确实有个很大的缺陷，脊柱侧弯。他第一次看到我裸露的后背时，惊叫道：“天哪，你长得不对称！”

当我们坐在餐厅或酒吧里，甚至在自家的柚木桌旁时，他都会摆布我的身体。抬起我的下巴，或将它稍微转向左侧；将我的双手从桌子上拿开，让我靠在一个手肘上，另一只手张开，好像在试探有没有下雨；让我交叉或不要交叉双腿。他说我笑得太多，还说我做爱时发出太多声音。

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是保罗选定的。黑色、白色和大地色。只有黑色鸟笼里爪哇禾雀的脖子上有一撮淡淡的粉红。墙上挂着蒙德里安的画作，屋里摆着纳姆贝的白镴烟灰缸，阿科马和圣多明戈的陶器，还有一块精美的纳瓦霍地毯。我们的盘子是黑色的，不锈钢餐具都是大胆的现代风格。餐叉只有两个齿，吃意大利面时非常不方便。

为了帮保罗免除兵役，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马克。马克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我意外地再次怀孕了。保罗说，他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离开，于是他真的离开了。他得到了一笔经费、一个赞助人、一栋佛罗伦萨的别墅和一个铸造厂，还有一个鼻梁笔挺的新女友。

他离开的那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几只鸟送给马路对面的一位老太太。我取下墙上蒙德里安的画作，挂上《向日葵》和猫王海报，在浅褐色的沙发上随意铺了条艳丽的墨西哥毯子。我涂上粉红色唇膏，把头发编成辫子。

| 露西亚·伯林的长子马克，生于1956年9月30日；保罗·萨特曼

保罗刚离开二十多分钟，车就抛锚了。他进门时，我正抽着从邻居家借来的烟，光脚搭在桌子上。盘子都没洗。马克穿着湿透的尿布到处爬，正把锅从橱柜里往外拽。高保真音响里放着乔·特纳的蓝调。他觉得这一切一点都不好笑。我们就此别过，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六年之后。

◎ 上文摘录于《欢迎回家》，作者露西亚·伯林。

露西亚·伯林，一位“你没听说过的最好的作家”。《欢迎回家》中收录了她关于“家”的回忆录、与亲友的往来信件和七十余张照片。

她天真过、浪漫过、荒唐过，她用一生过完了几辈子。她在垃圾堆里捡星星，在平凡生活中找诗意，再写下让人笑着流泪的文字。

露西亚·伯林生前共发表76篇短篇小说，故事多基于个人经历写就。由于生活坎坷、不求名利，在世时未得到大众读者的关注，但在文学团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直到逝世11年后，《清洁女工手册》出版，这位文学大师才进入大众视野，获得迟来的尊敬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