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国共和谈破裂，陈布雷深夜拜访周恩来：我女儿、女婿拜托你了

1948年11月12日晚上，陈布雷见了女婿最后一面，他紧紧拉着对方的手，说：“政治这东西，太复杂，太凶险，你和琏儿，千万不要再沾了。”

他口中的“琏儿”，不是旁人，就是他的女儿陈琏。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就算是陈布雷这样的政治大家也不例外。第2天凌晨，人们就发现，他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实，早在几年之前，他就开始为女儿女婿谋求后路了。

1946年，深秋的南京，风里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西北调动，报纸上那些“和平谈判”的字眼越来越少，街头巷尾的老百姓都在悄悄议论：怕是又要打仗了。

陈布雷坐在办公室里，手里的烟卷烧到了尽头，烫得手指一哆嗦。他望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长长地叹了口气。桌上的日历被红笔圈着，中共代表团马上要离开南京了，周总理他们一走，这扇和平的门就算彻底关上了。

“居副官，备车。”他突然站起身，声音有些沙哑。副官居亦侨愣了一下，这时候出门可不是常事。车子在南京城里绕了好几个圈，最后停在了梅园新村那座不起眼的小楼前。陈布雷下车时，特意理了理衣襟，对副官说：“你在楼下等着，我上去说几句话。”

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居亦侨不知道，陈布雷见了周总理之后，没有一句话是关于政治的，他只是说：“希望周先生看在旧谊的份上，对犬女多加照拂。”周总理的回应也十分果断：“布雷先生放心，她是我们的同志，组织不会不管的。”

要说陈琏是什么时候成为“我们的同志”的，就要从她小时候说起了。

陈琏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1919年出生，原本起名为“怜儿”，可见父母的爱子之心。母亲早亡，因此，怜儿小的时候，一直都被外婆养大。6岁那年，她被带到了陈布雷身边，此时，陈布雷已经续弦，妻子王允默是个读过书的新女性，待怜儿挺好，手把手教她认字。

可陈布雷骨子里还是老想法，总说：“女孩子家，念到师范就够了，将来嫁个本分人，相夫教子多好。”怜儿不喜欢，中学毕业的时候，她瞒着家里，偷偷考上了杭州高等学堂。陈布雷知道以后，罕见地发了脾气。父女俩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传到了杭州。怜儿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贴标语、散传单，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她还开始给报社写稿子，用“陈琏”做笔名，写那些热血沸腾的抗日文章。

巧的是，这时候的陈布雷已经是蒋介石身边的“笔杆子”，天天忙着写各种“国策文告”。有一回，父女俩的文章竟然登在了同一份报纸上，一个骂国民党消极抗日，一个替政府辩解，针锋相对，却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南京失守前，陈布雷带着全家逃往重庆。在重庆，陈琏考进了西南联大，正式把名字改成了陈琏。陈布雷找她谈了一次话，叹着气说：“琏儿，你妈走得早，我对不住你。可你要想清楚，你爹在这个位置上，你要是走偏了路……”

陈琏打断他：“爹，国难当头，我只想做对得起良心的事。”那时候，陈琏已经悄悄加入了共产党，还利用父亲的关系，给组织传递了不少国民党的内部消息。有一次，她把一份军事布防图藏在书本里，躲过了宪兵的检查，送到了地下党手里。

1941年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开始分批撤离。陈琏突然没了消息，陈布雷急得不得了，一边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一边托人找共产党帮忙。“不管她做了什么，她都是我女儿啊。”他跟中间人说这话时，眼圈都红了。

消息传到周总理耳朵里，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总理立刻让人四处寻找，还特意交代：“找到陈琏，就让她回家。有她父亲在，她留在重庆比去延安更安全，也更有用。”

陈琏其实躲在云南个旧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帮老乡种地，教孩子们读书。接到组织的通知时，她还闹了点小脾气：“我要去延安，要去前线！”

劝她回来的同志说：“这是周副主席的指示，你想想，你在重庆能做的事，别人做不了。”陈琏回到重庆那天，陈布雷正在办公室写文章，听说女儿回来了，手里的笔“啪嗒”掉在纸上，墨水晕开一大片。

他跑到门口，看着风尘仆仆的女儿，嘴唇动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可父女俩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去。陈布雷总劝她别“跟政府作对”，陈琏就反驳：“爹，你看看那些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你写的文章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吗？”

有一回，陈琏偷偷收拾行李，准备偷偷去延安。她已经上了去西安的汽车，邓颖超突然赶了过来，把她拉下车：“傻孩子，跟我回去见周副主席。”周总理跟陈琏聊了整整一下午，给她讲形势，讲任务，最后说：“你留在你父亲身边，能发挥特殊作用。这不是妥协，是战斗。”

陈琏想通了，留了下来。她知道，这份“特殊”，既是保护，也是责任。

抗战胜利那天，重庆城里放起了鞭炮，老百姓举着灯笼上街庆祝。陈布雷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欢腾的人群，却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跟王允默说：“这仗打完了，怕是又要打另一场仗了。”

果然，没过多久，国共谈判破裂的消息传来。陈琏接到组织的通知，要她去北平领导学生运动。她跟父亲说这事时，做好了吵架的准备，没想到陈布雷只是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自己当心。”

这才有了1946年的“托孤”，有了周总理的承诺，他心里也多少放松了些。

1947年9月，陈琏和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这对新婚才一个月的小夫妻，都是地下党员，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被特务盯上了。消息传到南京，陈布雷急得一夜白头。特务把人押回南京，明摆着是给他难堪：你陈布雷不是忠于党国吗？你女儿却是共产党！

蒋介石让人把陈布雷叫去，阴阳怪气地问：“布雷啊，你这个女儿，可是不简单啊。”陈布雷脊梁骨挺得笔直：“养不教，父之过。委员长要怎么处置，我都认。”

其实蒋介石也没抓到什么证据，加上陈布雷这些年鞍前马后没少出力，最后还是松了口：“把人领回去，好好管教。”

1948年初，陈布雷先把陈琏接出狱，送回慈溪老家“看管”。几个月后，又把袁永熙保了出来。他给女婿摆了桌接风酒，席间没提政治，只反复说：“好好过日子，别瞎折腾了。”可那时候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是风雨飘摇。

淮海战役打响后，每天都有坏消息传到南京。陈布雷看着那些战报，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最终，他在心灰意冷之后，见了女婿最后一面，交代了遗言，随后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