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社交媒体上短视频的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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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社交媒体上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关系的发现，以往大都基于文字信息得出，而以视听符号为载体的视频信息，亟待探索。诸如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为何？形式特征与内容特征，如何交互形成对传播效果的综合影响？本研究对三大中央级主流媒体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2017全国两会短视频信息做全样本分析，采用计算机辅助编码与人工编码的方式进行内容分析，并结合参与式观察，考察短视频信息的标题文字表达特征、视频内容特征以及视听形式特征与传播效果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良好传播效果的短视频信息，呈现出对积极、平等、稳定的信息属性的追求；对比前人基于文字介质做出的研究，视频信息强化了对社交媒体在信息沟通、情绪管理等社交属性上的契合；形式特征的正面影响则有限。

作者简介

张梓轩，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冰（通讯作者），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引论

影响信息在社交网络上传播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网络的连通性、度相关性等在内的网络结构特征会对信息的扩散效果造成影响（Lerman & Ghosh，2010；Ohara et al.，2012），再如包括用户的权威性、活动性、社会关系等在内的用户自身属性，也会对信息扩散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Song，Li & Tu，2012）。信息本身的属性，也会影响到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效果。信息的措辞特征、情感倾向等信息属性，会使用户产生不同的选择或分享意愿；优化信息的属性，可以增进信息的扩散（许小可等，2015：39-40，49-50）。

在社交媒体时代，关于信息属性对于信息传播效果关系的已有研究，大都是基于文字信息的信息属性做出的研究。社交媒体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用户每次刷新应用后停留在单条图文类信息上的时间非常短暂，为了延长用户的单次停留时间，国内外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将视频作为产品形态更新的方向之一。在移动社交媒体上，视频类信息主要由直播类视频和短视频两种形态构成，其中，学界和业界将“短则30秒，长则不超过20分钟，内容广泛，视频形态多样，可通过多种视频终端摄录或播放的视频短片”，称为短视频或微视频（转引自高崇，杨伯溆，2016）。以微博为例，自2016年开始，站方通过推动短视频类信息的大量发布，实现产品形态更新。机构用户和普通用户也将短视频作为图文之外的重要传播载体之一。尤其对于新闻媒体而言，与一般的图文新闻相比，短视频新闻的意义在于，发布者以此发起让用户在关系群里分享、讨论的议题，为严肃题材新闻提供了一种更易被消化与共享的模式（杨嫚，王凯，2016）。

视频信息具有与文字信息迥异的呈现介质，它的符号载体具有更加直观、感性以及与现实形象世界直接相连的特点（陆绍阳，2009：1）。那么，以视频作为介质实现传播的信息，其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为何？在哪些方面延续了以往基于文字信息做出的信息属性与效果关系的研究发现，哪些方面与基于文字信息得出的对传播规律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移动传播中，信息的内容特征、形式特征与文字表达特征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视频的传播效果？

通过探讨视频信息的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可为探知何为有利于传播效果提升的信息属性提供预测，在实践领域可为发布方优化信息属性提供指导。

二

文献综述

信息属性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对传播效果有着不同的影响（Heimbach & Hinz，2016；Tan，Lee & Pang，2014）。微博是较为成功地弥合了“社交”和作为媒体的“公共传播”这两方面功能的新媒体（赵云泽等，2015）。同时，近90%的用户使用移动端登录微博账号（微博数据中心，2016），这使得微博成为典型的移动社交媒体。在这样一种移动社交媒体上，视频信息在信息属性的各个维度上具备怎样的特征，与传播效果有着怎样的关系，是本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的具体研究对象为微博上的短视频信息。目前，该类信息效果的准确数字呈现为“播放量”，因此，本研究以视频的播放量作为传播效果考察指标。依据已有文献，视频信息的信息属性，包括视频信息的标题表达特征、内容特征、视听语言特征三个方面。

（一）标题在社交媒体上的措辞特征

在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媒体上，视频信息的发布，会与文字信息共同构成一条博文以作为完整的意义单元。该语义单元的总标题对于用户点击打开该视频进行观看的决定是否具有影响，有待验证。如果用户在标题的作用下点击视频，这将直接被计入到该条视频信息的播放量。因此，对标题进行内容编码，考察标题与视频信息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移动社交媒体上视频类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组成部分。

以往从信息属性角度对信息传播效果做出的研究，很多基于对文字信息的考察，这类研究对本部分提供了参考框架。已有的对图片分享网站上标题的措辞特征对于图片分享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在词性上，描述性高、形容词多的标题与只有几个名词构成的标题，其传播效果不同，标题的长度并不会显著影响发布内容的传播效果，除非这个标题极其长或极其短（Lakkaraju，McAuley & Leskovec，2013）。而通过对社交媒体推特的上万组数据研究也发现，直接使用rt（转）、retweet（转发）、spread（扩散）等对动作具有祈使作用的词，会对传播效果起到正向影响，使用目标群体的常用词会对传播效果有所帮助（Tan，Lee & Pang，2014）。

（二）内容特征对信息扩散的促进

Kim（2015）针对《纽约时报》健康新闻在不同网络渠道的传播效果研究显示，相比于信息的呈现形式等外部特征，内容特征在促进信息传播中更加有效；同时，他综合考察了内容的实用性、新奇性、情感性等各个维度的特征在触发信息传播方面扮演的角色，为内容特征的研究提供了分析维度上的基本参考。同时，以往针对文字信息进行的内容特征编码，与对视频信息进行内容特征编码，在大多数维度上具有相通性。

第一重分析维度是信息提供实用性（utility）、效用（efficacy）内容的情况。Bobkowski（2015）通过对科技信息和家务信息的研究认为，信息的实用性可以预测受众的信息分享行为。Moriarty和Stryker（2008）、Berger和Milkman（2012）等对文字类报道中包含的实用性情况进行的测量，为本研究提供了编码依据。第二重维度是信息中提供新奇性（novelty）、反常性（deviance）内容的情况。Kim（2015）发现，不同的传播平台上，新奇性内容会对不同的传播行为有不同的促进效果。针对这一特征，Shoemaker等（1991）针对文字类新闻报道给出的编码操作界定，以及Dafonte Gómez（2014）针对视频类信息中对反常性内容提出的四种判断维度，成为本研究的编码操作依据。第三重维度是，信息是否与网络社交平台上本身已存在的热点话题、热点人物具有相关性（张梓轩，雷建军，2013）。这包括内容主题是否与当前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或者某个特别时段相关（如圣诞节、感恩节等）（Vogelbacker，Dillahunt & McCollum，2014）、是否有名人元素（Dafonte-Gómez，2014）。

第四重维度是信息的情感性（sentiment、emotional aspects）内容，该维度是信息属性的内容特征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脉络。其中，对于信息的情感表达（emotionality expressed）情况可用计算机编码的方式通过情感词典和特定公式对文字类信息进行测量，包括：情感表达的倾向，即该信息的情感表达偏积极还是偏消极；情感表达的含量，即该信息中积极情感表达与消极情感表达之和（Kim，2015）。对于信息引发的情感回应（positivity of emotional responses induced）包括情感的倾向和情感刺激的高低，已有研究均为人工测量。多项研究表明，在网络媒体上，信息中包含情感性因素能够促进传播（Godes et al.，2005；Tan，Lee & Pang，2014；Berger & Milkman，2012）。在情感的倾向上，Kim等人（2013）认为，积极倾向在人们对于信息的选择和分享等行为都有相关性。Berger和Milkman（2012）发现，不管是积极倾向还是消极倾向，唤起高情感刺激的内容比唤起低情感刺激的内容会引发更多的分享。目前为止，以视频信息为观看对象研究情感倾向和刺激程度的详细操作，来自于Nelson-Field等（2013）的研究。该研究结合了大量心理学方面的情感研究文献，并参考了前述研究内容情感性的学者的分类，制定了16种情绪列表，并认为每种情绪所具有的倾向及刺激的高低是不同的。该研究让28位编码员依据详细的情绪词典，对文章引发的情绪进行编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更为客观、科学的推进（Nelson-Field，Riebe & Newstead，2013）。本研究在视频的情感性编码部分以此为依据。

（三）形式特征的构成与意义

视听语言被广泛地视作具有特定规则的符号表意系统，它是视听作品进行信息、情绪和意义传播的形式，包括画面的构成、镜头的组接、声画的组合等一系列构成要素（巴赞，1958/2005：61；Hall，1980：117；Mamula，2013：19）。电视新闻的视听语言特点与观看效果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媒体时代有一系列研究，大多是基于美学解读或应然规则的角度做出的分析。但是对于如何专业化地运用视听语言以及如何理解形式背后的意义，是具有共识的（周翔，2014：159）。

在镜头的形式方面，已有的研究认为，不同的景别、高度、运动方式等，会影响观众对其投入或与其疏远（Nilśen，1959/1972：34，37）、对其褒奖抑或失望（Nilśen，1959/1972：46）；在声音与画面的组合形式上，包括人声、音乐、音效在内的声音语言，有效影响我们对信息的获取与理解（波德维尔，汤普森，1997/2003：306）；在镜头组接形式方面，短镜头组接的蒙太奇思维、多样的转场方式等，意味着对观众的吸引（Eisenstein & Leyda，1957：38-39；Thompson & Bordwell，2003：70-71）；演播室、动画、图表等多样化场景的采纳，在电视新闻中具有对现场的替代性和形式感（Conway，2015：169）。对此，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已发现，电视时代一系列被认为表征新闻专业性、或者对于传播效果意味着正面因素的视听语言要素，在移动社交媒体上对传播效果真正有影响的非常有限，且多是负面影响，包括人物镜头中仰角镜头的较多使用、摇镜头的较多使用、音效样数的较多使用、特效转场方式的使用以及演播室场景的采用，均会对视频的传播效果产生负面效果，而声音语言中人声样数的较多使用依然对传播效果具有提升作用（张梓轩，梁君健，2017）。

在信息整体属性中，视听语言作为视频的形式特征，与内容特征、标题文字的表达特征等各个维度的特征，如何共同对信息传播的效果产生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本研究将通过多元逐步回归法进行探索性研究。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选择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2018年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整合组建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家中央级主流媒体在各自主要的微博号“@人民日报”“@新华视点（该账号于2021年更名为@新华社）”“@央视新闻”上发布的与2017年全国两会有关的信息作为研究对象，信息发布的时间范围为2017年3月1日0点（2017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会开幕的前两天，三大主流媒体已全面开启两会报道）至2017年3月15日24点（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

全国两会是中国新闻传播中重要的时政议题，如何提升时政议题的传播效果，让其在网络传播中实现对广大受众的吸引，从新闻机构整体到从业者个人，每年在选题策划、表达方式创新、采编流程更新等各个领域，都会进行各种努力与尝试。其中就包括以视频类信息作为主要表达方式，以短视频、移动直播等作为具体载体，面向移动互联网用户进行的信息传播。

研究选择将三大中央级媒体在上述账号发布的与2017两会有关的全部信息作为具体观察对象，共获得840条博文，除去“文字+直播”类、“文字+图片”类、“纯文字”类博文之外，“文字+短视频”类博文共224条，研究对于这一类信息采用了全样本分析。对样本中的视频播放量的记录时间为2017年3月30日23点。

这样一种选择首先较好地控制了传播者和用户属性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均为中央级主流媒体，具有对时政新闻的首发权，其在微博账号的使用上也具有较为相近的机构定位、传播理念、用户结构；其次较好地控制了信息的主题，避免了不同题材的信息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例如明星绯闻类信息大部分用户都愿意扩散，而宗教类信息就会比较小众（Romero，Meeder & Kleinberg，2011）；最后选择微博这一社交平台，将所观察的信息置于同一类型的网络结构中，避免了不同网络结构的媒体对于信息传播效果的不同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选取的是三大媒体与2017两会有关的全部“信息”而非全部“新闻”，因为在对两会这一时政议题的传播中，媒体机构在信息的体裁上会探索各种方式（如音乐电视），令时政议题的传播更加符合用户的喜好，有些已不能用严格的“新闻”对其体裁进行界定。

（二）研究方法

研究者对信息特征进行内容分析，具体使用了人工编码和计算机编码两种形式。

1．计算机辅助编码

计算机辅助编码在分析文字信息的措辞和情感表达特征上已得到较多应用（Pang & Lee，2008：8-10）。本研究中，标题文字的措辞及情感表达特征全部使用了计算机编码，并采用R语言对样本中的标题进行了数据分析呈现。其中，网络热词的判定以搜狗输入法词库中的热词词库为基础进行比对。情感表达的判定较为复杂，为提高情感判定的准确性，依据对已有研究（陈晓东，2012；史伟，王洪伟，何绍义，2012；梁胜，2014；邸鹏，段利国，2015）的梳理，进行如下赋值计算：（1）基础情感词的判定依据有语料库和情感词典两种，本研究选择了后者以当前国内较为权威的Hownet知网情感词典为依据，对积极情感词与消极情感词进行判定，将每个负面情感词语记权值为-1，将每个正面情感词语权值记为+1；（2）引入滑动窗口，对每个情感词上文的词语进行否定词和程度副词判定，并根据否定词的奇偶数不同、副词的不同类型对情感倾向程度进行加权；（3）再以句子为单位，针对感叹句和反问句的情感倾向直接进行加权，感叹句权值设定为2，反问句的权值设置为-2，即感叹句中的情感倾向是原有倾向的2倍，反问句的则为-2倍。

经过中文断句处理以后，对应于每条微博我们获得了一个句子列表L，我们对各个元素进行遍历，筛选出其中的情感词并对其情感倾向进行判断后获得情感词的滑动窗口值，从中找出否定词数量和m个程度副词，对滑动窗口的情感倾向进行计算。根据情感值的正负分别累加各个滑动窗口的值，得到第i句的基本积极倾向值和基本消极倾向值，接着根据标点符号确定句子情况并继续根据前文所述对其赋予权值，计算得到第i句的积极情感倾向和消极情感倾向，逐一计算并汇总每句两种极性情感倾向之和即为该条微博的情感倾向值。

若E大于0，则这条微博为正向情感，若E小于0，则这条微博为负向情感，若E等于0，则这条微博为中性情感。并可以根据E的大小来判断情感倾向程度。

两种极性情感倾向之差（取正值）即为该条微博的情感总量值。

2．人工编码

对于视频信息的视听语言与内容特征这两部分的编码，研究采用了人工编码。初次编码的分析单位为一个镜头。编码员先对一部视频进行拉片分析，标记出一部视频中所有的镜头，以每一个镜头为单位，将该镜头中的各个视听语言特征进行记录，按照视听语言的理论框架，记录项目包括了每个镜头的拍摄角度、运动方式、人声构成、音效构成、转场方式等。在此基础上，编码员进行了二次编码，即分析单位为一部视频，对每部视频的所有镜头进行了统计，对人声样数、音效样数等计数，并对该视频的时长、镜头总数、剪辑节奏（单位时间镜头个数）、场景样数等进行了编码；其后对该视频包括情感性、新奇性、实用性、热点性等在内的内容特征进行了编码（采用0，1，2，3四级量表）。十位编码员参与了工作，每条视频由两位独立的编码员分别编码，除去重复播出的视频，平均每位编码员处理40条视频。研究者在编码之前对编码员进行了多次培训及预编码，确保其按照文献中给定的操作依据进行编码，编码信度大于87%。

3．参与式观察

为了能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准确的解释，研究者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选择了上述三家发布机构中的一家机构的新闻编辑部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对信息的视听语言选择过程、文字信息编辑过程等进行记录，并且在机构的效果监测平台，对信息发布后的实时效果数据进行观察，为最大程度上准确解释数据提供依据。

（三）变量说明

本研究尝试构建以播放量对数为因变量的多元逐步回归方程来考察哪些因素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对播放量取对数后呈现正态分布，符合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要求。自变量依据文献给出18个，其中标题文字表达特征维度的自变量包括7个：标题字数、标题中名词词数、标题中形容词词数、标题中网络热词数、标题祈使词数、标题情感含量、标题情感倾向；视频内容特征维度的自变量包括5个：视频内容新奇性、视频内容实用性、视频内容热点性、视频内容情感性的积极消极倾向以及视频内容情感性的高低刺激含量；视频形式特征维度的自变量包括6个：是否采用特效转场、是否采用演播室场景、人声样数、音效样数、人物仰角镜头数量占人物总镜头数的比例、人物摇镜头数量占人物总镜头数的比例。

从自变量类型来看，其中是否采用特效转场变量和是否采用演播室场景为定类变量，采用（0，1）编码，回归分析时不需要再进行哑变量转换。其余16个变量均为定距变量，符合回归分析变量要求。

四

数据分析结果

多元逐步回归具体发现如下表所示。从数据来看，本研究的VIF值基本接近1，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残差直方图符合正态分布，线性回归模型的假设成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修正后的R2为0.339，解释度较高。18个自变量中，具有统计意义的自变量为7个，分别是视频内容情感倾向、人物仰角镜头占人物镜头比例、视频内容热点性、转场方式、人物摇镜头占人物镜头比例、视频内容新奇性、标题网络热词数。

五

讨论与结论

综合对信息属性各个特征的验证表明，拥有良好传播效果的视频信息，在标题文字、内容特征及形式特征等三个维度上，总体呈现出一种对积极、平等、稳定的信息特征的追求。同时，内容特征对于传播效果的促进大于形式特征。

（一）效果提升由形式回归内容

对于表征视听语言丰富形式的变量“转场方式”，“人物摇镜头占人物镜头比例”，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人物摇镜头越多，播放量越低；特效转场越多，播放量越低。摇镜头这一运动镜头中具有极强运动感、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空间转换的镜头语言，特效转场这一带来视觉体验丰富性的同时也带来场景连接不稳定感的镜头语言，都对传播效果有降低作用。其他如“是否采用演播室场景”“人声样数”“音效样数”等意味着采纳多样化场景语言与声音语言的变量，是一系列在传统时代表征镜头制作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品质的指标，它们均未再检验出与传播效果具有相关关系。

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发现，对视听语言丰富形式的追求成为生产方在进行视频类信息制定传播策略时重要甚至首要考虑的环节。某种意义上，形式上是否华丽、别致，是主流媒体尤其是面向新媒体进行融合转型的报社、通讯社，判定自己在移动新媒体时代是否进行了“创新”“求新求变”的一种表征。但统计分析的结论不同于主流媒体业务领域将外在视听形式的突破视为创新重点的经验性认识。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用户对画面稳定的偏好，出现于对严肃正式的时政新闻接收中，这一偏好在他们对中央级媒体的主体期待下呈现。这启示该领域视频生产者追求稳定性，而这又与小屏幕、近距离的移动端观看场景密切相关。

与形式和效果之间存在的上述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表征内容特征的诸多因素，如变量“视频内容情感倾向”、“视频内容热点性”、“视频内容新奇性”、“标题网络热词数”，均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移动社交媒体上，在新闻报道尤其是两会这样的时政新闻报道领域，效果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应回归信息属性中的内容本身而非形式。

（二）平等互动契合信息沟通属性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视频信息在对社交媒体社交属性的契合上，对基于文字信息获得的发现具有延续性。

“‘社交’即是社会上的人际交往，其核心的内容正是人们各自的信息及思想、感情的交流，它是具有一定公开性的沟通活动。……社交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信息沟通和情绪管理。”（赵云泽等，2015）其中，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视频信息，对社交媒体所具有的信息沟通性的契合体现在两方面。

变量“视频内容热点性”、“标题网络热词数”表征所发布的信息对移动社交网络上已有的热点进行回应的程度。网络热词本身既代表着措辞表达中使用了网络热词，也代表着包含了网络舆论场上热议的内容。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标题中网络热词数越高，视频内容的热点性越高，均对传播效果有正面影响。

这表明，中央级媒体伴随移动社交媒体上热点的出现而发布的时政新闻，更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因势利导、借势营销，与移动社交舆论场展开“互动”，而非自说自话式地硬性设定议程，成为成功产生传播效果的重要信息属性之一。

与此同时，变量“人物仰角镜头占人物镜头比例”与播放量对数的检验结果显示，人物仰角镜头越多，播放量越低。仰角镜头意味着对被拍摄主体赋予优越感、权威性、主体性。在移动社交媒体上，彰显传受双方之间平等地位、不再延续大众传播时代传者优越感，可以避免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发现传递出，严肃题材的传者令信息契合网络世界天生具有的去权威性特征，受者或更有可能敞开交流与接纳之门。

（三）视频比文字拥有更强情绪性

“视频内容情感倾向”与播放量对数的检验显示，视频内容积极倾向程度越高，播放量越高，这一情感积极倾向性对传播效果的正面影响，契合了该类短视频对社交属性中情绪管理性的需求。

与此同时，在本研究中，标题文字表达中的情感倾向与情感含量却并未与同一个意义单元中的视频信息播放量相关。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发现，微博文字编辑在生产一条包括标题在内的字数有限的文字信息时，其要考虑“事实元素、观点元素、情感元素、表达元素（卖萌、表情、网言网语的使用等）”四大元素的配比、侧重。在全国两会这样的严肃题材时政报道中，发布者侧重于在有限的字数中优先放置事实元素、观点元素，有意压低情感元素所占比重。这一观察发现与样本中标题和正文在情感倾向和情感含量均较低的均值与标准差中得到印证。

而视频信息由于具有与文字信息迥异的呈现介质，在作为交流媒介上更具有情绪感染力，以样本中以傅莹作为新闻主角的10条信息为例，它们均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傅莹本身即是移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的热点人物，这些信息中的主题本身即是对移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热点问题的回应与互动。另一方面，文字报道情感表达虽较为有限，但视频则不同，傅莹的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手势，这些非语言符号本身即饱含情绪，很容易就能制造情感态度。就这一点而言，视频信息比文字信息，更加增强了对社交媒体情感性的契合，也成为移动社交媒体上更为集中的情感集散地。

（四）积极倾向维护用户正面形象

对“视频内容情感倾向”、“视频内容新奇性”与播放量对数的回归分析显示，视频内容的情感性越呈现出积极唤起特性，传播效果越好；视频内容的新奇性越高，传播效果越差。这与前人基于文字信息做出的研究发现保持了一致。相关检验结果显示，播放量与转发量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平台，人们在这一平台上进行信息的转发或选择，带有自我展示（self-presentation）的目的（DeVito，Birnholtz & Hancock，2017）。对较高的积极情感倾向与较低新奇性的视频的转发，均意味着对自身正面形象的确证。

一方面，积极情感倾向包含了鼓舞、快乐等情绪，对这类信息的转发有利于转发者在社交圈中建构起包含上述情感信息的形象。另一方面，人们愿意选择或分享熟悉的内容以寻求和传递确定性，而不是选择具有威胁性潜质的、非同寻常的、令人惊奇的信息。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为控制不同主题、网络结构、用户属性等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具体分析对象选择了三家中央级媒体在全国两会这一同题报道中的短视频微博。但是，以全国两会为代表的时政主题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高低刺激这一在商业广告类视频或者控烟报道等信息中被验证为对传播效果有着显著影响作用的信息属性，在全国两会报道中因信息的情绪刺激并没有明显的高低区分，未能验证出其对效果的影响关系。其次，中国互联网受众目前的接收习惯、所处的审美阶段，也会对信息属性中不同特征维度起作用的大小、机制等有所影响。未来，研究者需将上述发现置于更为广阔的语境中进一步验证，以探知更具普遍性的移动社交媒体时代视频类信息的信息属性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4期。

本期执编/张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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