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与悲观的碰撞：胡适的最后时刻，为何与李济的话紧紧相连？

1962 年 2 月 24 日的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梧桐叶在午后阳光里轻轻摇晃。“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 的欢声笑语从会场漫出来，一百多位来宾的谈笑声里，混着咖啡的香气和学术讨论的热烈 —— 没人料到，这场看似圆满的盛会，会成为胡适生命的终点。

上午的议程顺遂得像精心打磨过的论文。作为院长的胡适，有条不紊地主持会议，新增选的七位院士接过证书时，他眼角的笑纹里盛着欣慰。午餐时，他还和身边人聊起吴健雄最近的实验，语气里带着 “我教出的学生” 的自豪，谁都能看出他心情正好。

只有秘书王志维记得，会前胡适曾低声嘱咐：“若李济做人文组代表发言，婉辞不必坚持。” 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像片薄薄的云，掠过平静的湖面 —— 他太懂李济了，这位共事半个世纪的老友，骨子里的严谨与悲观，总与他的乐观撞出火花。

下午五点，酒会的水晶灯亮起来。胡适率先走上台，清瘦的身影在灯光下挺得笔直。“我要讲个生平最得意的故事。” 他声音洪亮，带着惯有的热忱，“我一个对物理一窍不通的人，竟教出了两位大物理学家 —— 北大的饶毓泰，还有吴健雄！”

他掰着手指数下去，眼里闪着光：“饶毓泰的学生是吴大猷，吴大猷又教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你看，一代传一代，这科学的香火，在咱们这儿烧得旺着呢！” 台下掌声雷动，他微微鞠躬，脸上是掩不住的骄傲 —— 这是他毕生信奉的 “一点一滴改良”，在科学领域的明证。

掌声未落，李济走上台。这位 “中研院” 副院长兼史语所所长，语调比刚才的热烈低了八度，像一块浸了水的石头，沉沉砸在会场里。“胡院长说得好，可我不敢乐观。” 他开门见山，眉头锁得很紧，“五十年提倡科学，我们到底成了什么？”

他的话像冰锥，刺破了刚才的暖意：“设备是买来的，学生培养好了必须出洋，国内没有像样的科学著作，甚至…… 比不上日本。”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痛，“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不了根，终究是舶来品。”

台下静得能听见呼吸声。吴大猷忍不住皱眉，想反驳却被李济接下来的话堵回去：“我先前说‘科学需要社会改革’，挨了多少骂？可不改，这根怎么扎？”

胡适坐在第一排，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褪去。他猛地站起身，快步走上台，接过话筒时，手微微发颤。“李济兄太悲观了！” 他声调陡然拔高，带着激动，“我们有饶毓泰，有吴健雄，有杨振宁、李政道！这不是根是什么？”

他越说越急，提到自己先前引发争议的演讲，语气里满是不甘。就在他 “大声疾呼” 的当口，像是被什么猛地拽住，话语突然 “煞住”，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气音。

下午六点半，宾客开始告辞。胡适还站在刚才讲话的地方，努力挤出笑容，和告辞的人握手。就在他转身想和旁边的人说话时，脸色骤然惨白，身子猛地向后一仰 —— 后脑勺先磕在桌沿，接着重重摔在磨石子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会场瞬间炸开了锅。有人冲过去扶他，却发现他双目紧闭，已经没了声息。那盏明亮的水晶灯，照着他清瘦的脸颊，也照着李济僵在原地的身影 —— 这位半个世纪的老友，此刻脸上血色尽褪，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

后来人们才知道，胡适那句 “婉辞不必坚持”，藏着的不是回避，而是太清楚彼此的脾性。一个信奉 “渐进改良”，在点滴进步里看见希望；一个执着 “根基建设”，在现实落差里焦虑呐喊。他们争论了半辈子，从北平的红楼到南港的研究院，从甲骨文的考辨到科学的生根，吵得面红耳赤，却从未真正疏远。

这场酒会的争执，成了他们最后的对话。胡适带走的，不仅是未说完的理想，还有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 —— 它像中国科学发展的缩影，在乐观与悲观的拉扯里，艰难跋涉。

如今南港的研究院里，还摆着胡适当年主持会议的照片。照片上，他和李济并肩坐着，阳光落在两人肩头，仿佛还能听见他们低声讨论的声音。只是那一天，梧桐叶落下来的时候，终究没能接住那个猝然倒下的身影，和他未竟的、关于 “科学生根” 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