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为徒结古欢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买书记】

仲春时节，友朋造访。陋室中，东面为窗，窗台置绿萝两盆，两张长竹桌纵向拼接，座椅数把，靠窗的桌边有棕竹一盆，此外，三壁十一柜的图书，就是所有家当。身处此处，独处、对谈、教学研讨，自有乐趣。书，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心。

陋室藏书，无善本、珍本，以专业书居多。个人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尤侧重于简牍学与法制史，因此，与之相关的书就多一些。这些书籍，有师友惠赠的，但绝大多数是长年累月购买积累而来。

将时光回溯至2002年，那年9月，笔者进入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那时，每到周末，校园书市便如期而至，或在小市场附近（今已拆除），或在学生活动中心周边。本来就拥挤的地方，被书贩们各自圈地，更显逼仄。他们随地铺层塑料布，书一字摆开，几十家“店铺”即刻开张。书摊上，新书、二手书乃至盗版书，应有尽有。除言情、英语、考公类书籍外，若干学术作品，如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等，也是抢手货。为引人注意，小贩们各展才能，叫卖声此起彼伏。熙攘之中，满满的烟火气。早到的人，选择机会自然多。晚来的呢，也可以捡漏。不买书随意翻看的人，摊贩们也会热情招呼——自家的书受欢迎，拢人气也是本领呢。为了图个好彩头、卖出第一单，书贩儿会故作“割肉状”，将书价一降再降。买书的人自以为得利，书贩儿也是笑逐颜开，皆大欢喜，美好的一天由此开始。

人民大学书市热闹，北京大学亦如此。北大小南门的书市，也是笔者时常流连忘返之地。还记得，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初版于1990年，在书市上二手平装版定价也要45元，于囊中羞涩的学生来说不算便宜，且不准讨价还价。笔者狠下心来，咬牙拿下——学术类著作通常印量少，不算畅销，不难寻觅，但此书仅遇一次，不能放手。今天，这本书很容易在网上书店找到，有的定价一如20年前，但同样币值的购买力，今昔已有云壤之别。买下那本书的晚上，笔者曾写下“不名一文为此书”，今天读来好笑，却也别有一番滋味。

北大内外还有不少实体书店，如校外有第三波、风入松、万圣等，校内则有博雅、汉学堂、野草等，所售书籍以文史、社科、艺术类居多，是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个人印象最深的是第三波：有段时间，店面经理是一位青年男子，干练、礼貌、懂书、爱书。本已洁净的书柜、台面，他会不时轻拭、布置插花，偶尔也会与读者简单交谈，告知书籍相关情况，是否买书，在他看来，倒在其次了。还记得，入夜的第三波书店，柔和的灯光洒下，舒缓的曲调响起，漫无目的地翻阅，是笔者以为的天下第一等幸事。《九朝律考》《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等书，是一上市就从第三波购得。后者时常被笔者翻阅，封皮破损严重，以至于出现了“包浆”。只是第三波书店，早已不见了踪迹。

学生时代的藏书，还有一类是复印件。郊区蜗居的书柜中，特意保存了一些。复印的书，多是平常难以寻见的。比如，劳榦先生的《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严耕望先生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等书，需拿着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在国家图书馆的港台阅览室借阅。复印当然也是可以的，但要承受一笔不菲的费用。一些外文著作，如何四惟（A. F.P. Hulsewé）的Remants of Han Law、Remants of Ch’in Law，也是通过复印才得以阅读、收藏的。为了保证复印的书不开胶，笔者会到人大老图书馆的装订室，请工作人员打孔订线。负责打孔订线的大姐，豪爽开朗，一直乐呵呵的，在校园碰到，老远就扯开大嗓门打招呼，有时还不忘揶揄几句，“不来订书，是不是最近不读书了啊！”装订费有时比复印书还贵，好处是装订过的书至今仍安好无恙。反倒是一些新书，因装订简陋，开胶开线的情况比较常见。

个人藏书中，有一类“贵重书”——又贵又重的书，多属“冷门绝学”，例如简牍类。此类书的特点是，八开大本，铜版纸印，又重又厚，定价贵，多卷本的价格更令人畏惧。体力一般者，拿起这类书都费劲，年老者更不必说。此类套装书的定价，似乎与一般人无缘。个人以为，为清晰呈现信息不惜工本，并非不可理解。令人不满的是，200、300枚的图版资料有时就出几册，有“奇货可居”之嫌；不少纯文字类的资料也用上好纸印，且占整本书的一半篇幅；明明可以一册发行的书，有时会印成上、下两册，且不许分拆销售。除了书价高、易评奖外，实在看不出上述做法还有什么好处。对接受赠书的人来说，可能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在读学生而言，就不得不掂量再三了。不怕读者笑话，手边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2001年再版时定价280元，还是在内子的资助下购买的。学校图书馆所藏此类图书，只能阅读而无法借出，更不要说信手批注了。因阅读者众而又无副本，学生若据此写论文，难上加难。因此，每当有此类图书出版时，为便于学生阅读与使用，笔者也会忍痛买下来。

说实话，笔者更怀念老版书及相关的人与事。《居延汉简》图版印行时，劳榦先生曾写道，“对于版式，版的种类，油墨的色彩，纸质的种类，都曾经做过几种试验……虽然还不算理想，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售价也不要过分惊人，在这种打算之下，也以用照相的橡皮版为合适。”尽可能地呈现细节，兼顾读者的承受力，是前辈学者之所思所想，令后学感动。由此，也开启了居延简研究的新篇章。和劳榦先生的《居延汉简》一样，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最初以小册子分别印行，也是考虑到年轻人的购买力。通过“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传布，《治史三书》至今依旧受欢迎，受益者何止历史学界？为读者着想，是出版者的责任，也是作者的责任。

书架上还有若干特别的书。

一是考古类的。先秦、秦汉史研究，与考古学关系密切，若干重要书籍，自会购置。近来，有海外学者或以发文形式，或以讲座形式，为“盗掘简”进行辩护，附和者不在少数，反对者则被冠以“文化霸权主义”之名。实际上，翻看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就可知此类辩护的荒谬与无力了。个人以为，就“购藏简”而言，哪一批不源自盗掘？在法令禁止购买盗掘文物的今天，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交易，无疑是对“法治”的严重挑衅与蔑视。不仅如此，还要洗白不法行为，再次亵渎“法治”，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二是图录类的。在密歇根大学访学时，无意中发现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中国金石拓本。结合实地调查与文献记载，笔者曾写成《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藏秦汉碑拓初探》一文，系统介绍馆藏中国金石拓本之来龙去脉。从那时起，笔者开始了秦汉碑刻文献的系统收集，今所见秦汉时代的名碑善本图录，约略齐备。清代中后期的一些金石名家的资料，如故宫所藏的黄易（黄小松）尺牍，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黄小松友朋书札》等，也一并收入。闲暇时翻阅发现，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的拓本精华，有不少就是黄易传拓或收藏之物。

稿本《黄小松友朋书札》十三册，除第一册残去“古欢”题名外，其余诸册封面均存“古欢”题名，大概多出自黄易之手（末册存疑）。黄易致潘应椿书言，“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潘应椿致黄易信中，则有“益追古欢，想金石之储充溢清閟，引领东望，曷任神驰”语。同时代的篆刻家邓石如，不止一次地制作“古欢”的印面作品，与之相似的还有“意与古会”等印面。所谓“古欢”，其意或如薛龙春所言：在金石拓片的摩挲与研玩中，获得无限乐趣，从而形成乾嘉时代的金石学人圈。若推而广之，此语颇近《庄子》中的“与古为徒”一语。既然如此，笔者化用前人语，形容自己“与书为徒”，也可以吧？在此，以“与书为徒结古欢”作为个人买书、藏书琐记之标题，聊表志趣。

（作者：张忠炜，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