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忆父亲为行政5级上将，生活比较拮据，没提母亲的职务和级别

陈人康在回忆父亲陈士榘的时候，总是先从父亲的革命经历说起，那种语气像是在拉家常，却带着一股子敬佩劲儿。

1909年陈士榘生在湖北钟祥一个穷苦人家，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上完小学就出去当学徒，干杂货铺的活儿。1927年他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那年才18岁，就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10月入党，从此一辈子跟党走。

早期在红军里当排长、区队长，一步步干到纵队副大队长、参谋什么的，参加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时跟着红一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吃尽苦头。

抗日战争打响后，他去八路军115师当参谋长，带队打平型关战役、午城井沟战斗，还在山东开辟根据地，当过滨海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指挥过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大战。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工程兵司令员，负责建国防工程和两弹基地，1955年授上将军衔。儿子说起这些，回忆父亲一辈子贡献大，但私下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父亲军旅生涯背后的家庭琐事

陈士榘的儿子陈人康写回忆录时，特别提到父亲在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后，定为行政5级，每月工资324元。

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才三五十元，这工资听着高，可一家子九口人，开销大得很。父亲有六个亲生子女，还有一个养女，加上夫妇俩，人口多，吃饭穿衣教育样样要钱。

陈人康说，父亲工资虽不低，但总觉得不够用，经常帮亲戚朋友，支出像流水一样出去。比方说，老战友或乡下亲戚有难处，父亲二话不说就拿钱帮，月月都没剩多少。

像李运昌那样的老干部，也行政5级，每月三百多工资，全帮亲友了，自己也没结余。实际上，那年代很多老革命家庭都这样，工资高点但人口多，援助别人多，日子就紧巴巴的。

六七十年代，有些老干部隔离审查时，每月生活费才8到15元，吃萝卜白菜窝头，家属30元补助。相比之下，陈士榘一家虽没那么惨，但也得算计着过。

陈士榘早年家穷，当学徒时就知道钱来之不易，革命后更注重节俭。陈人康说，父亲工资降过几次，刚实行薪金制时四百多，后来减到三百多。他帮人不是图回报，就是觉得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互相扶持是应该的。

家庭人口大，孩子多，教育费、医疗费什么的堆起来，工资就显得不够。养女也是收养的孤儿，父亲觉得这是责任。那时候物价低，但援助支出占大头，导致家用总紧张。

没在回忆中出现的母亲角色

范淑琴是陈士榘的第一任妻子，山东人，1937年参加革命，在抗战初期加入文工团，当过宣传队队员，后来调到115师师部当秘书。解放战争时她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事、通讯教导员。1941年和陈士榘在鲁南根据地结婚，那时候条件苦，婚礼简单得很。

新中国成立后，她随丈夫工作调动，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和军事学院当秘书。1952年全家调北京，她在工程兵直属机关幼儿园当园长。1958年她想独立点，去人民大学进修没成，就申请去西北两弹基地，任甘肃酒泉市委交际处处长。

1959年因孩子小，回北京照顾家庭。那时她的职务相当于团职，月薪150元左右。1960年又去酒泉当民政处处长，1961年调回军委工程兵司令部直政处任协理员，一直干到离休。

范淑琴早年参加革命，跟父亲一样是老同志，但她更注重家庭，几次调动都是为照顾孩子。夫妇俩收入加起来四五百元，在当时算不错，但父亲援助别人多，家用就紧。

母亲在酒泉时，参与基地建设，协调交际事务，工作忙碌。回北京后，她操持家务，教育子女。那年代女性革命者多这样，职务不显赫，但支撑家庭稳定。

家庭变迁中的坚持与结局

陈士榘一家早期在根据地颠沛流离，1942年第一个孩子小红生在沂蒙山区，因缺医少药夭折，夫妇俩伤心很久。后来生了大儿子陈华、二儿子陈沂滨、三儿子陈新、四儿子陈人康，还有两个女儿力力和琴琴，加上养女，一大家子。

1949年后，家庭稳定下来，北京生活虽有高干待遇，但父亲节俭惯了，不讲究排场。儿子说，父亲退休后当军委顾问，继续写回忆录，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1年，父母离婚，那时母亲已离休，离婚原因是时局影响，两人关系疏远。离婚后，父亲娶了年轻妻子李峥，继续过日子。李峥比父亲小40岁，婚后照顾父亲晚年。

大儿子陈华在十年动荡前被怀疑叛逃苏联，那件事闹得家庭不安宁，后来证实是误会，但影响了家庭氛围。父亲一生清廉，没利用职务谋私，子女生活朴实。1995年7月22日，陈士榘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母亲范淑琴后来也过着离休生活，没再婚。

陈士榘的贡献在军事工程上大，建两弹基地时，带10万工程兵去戈壁，克服困难，确保国家安全。儿子说起父亲，总觉得他太无私了，工资都帮别人了，自己家过得一般。

母亲范淑琴的一生也为革命奉献，秘书、园长、处长，一步步干来。离婚后，家庭分开了，但子女都没怨父母。父亲晚年获勋章，肯定一生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