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银行 ESG 信披的估值影响——从合规到价值创造的转型之路

原创 刘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5年08月12日

近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锋教授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针对国有五大行 ESG 信息披露，特别是是农业银行首份《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情况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农业银行从“社会责任报告（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到“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名称变更，看似仅是形式调整，实则折射出银行业 ESG 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升级 —— 这不仅标志着披露标准与国际主流框架（如 GRI、ISSB）的实质性接轨，更体现了金融机构对“环境风险量化管理”“战略议题深度回应”等核心能力的重视。在农业银行以 2.11 万亿元流通市值首次登顶 A 股“市值之王”的背景下，ESG 信息披露已不再是单纯的合规要求，正成为影响银行估值逻辑、驱动可持续价值创造的关键变量。

一、报告名称之变：战略转型的 "信号灯"

从农业银行将 “社会责任报告（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升级为 “可持续发展报告”，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同步采用“可持续发展报告”命名，这一看似简单的名称调整，实则是银行业 ESG 治理体系深化的重要标志。

其一，这是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实质性跨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命名直接对标 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等国际主流框架，实现了术语体系的统一。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 ESG 实践将更易被国际投资者识别和认可，为跨境资本流动搭建了信息桥梁。

其二，披露内涵从“社会责任”向“可持续发展能力”延伸。以往的社会责任报告多聚焦慈善、扶贫等社会维度，而可持续发展报告更强调对环境风险、战略机遇的量化管理。以农业银行 2024 年报告为例，其首次系统披露绿色信贷余额 4.97 万亿元（年减排二氧化碳当量 14833 万吨）、养老产业贷款增速 68% 等数据，正是对 "双碳" 目标、人口老龄化等国家战略议题的主动回应，体现了金融机构对长期生存与增长能力的深度考量。

其三，背后是治理架构的系统性重构。农业银行在董事会设立战略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商银行成立绿色金融（ESG与可持续金融）委员会，这些举措标志着 ESG 已从“部门职责”上升为“董事会战略”，并通过纳入高管绩效考核、建立总分行两级风险管理体系等方式，确保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信贷审批、产品创新全流程。

二、范围三披露：破局之路与战略价值

当前国有五大行中，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已率先披露范围三碳排放数据，这是行业的重要进步，但细究之下仍存在“方向一致但深度不足”的突出问题。

从披露现状看，三类问题尤为明显：一是覆盖类别零散，农业银行披露 “城市用水排放”（4049.06 吨 CO₂e），中国银行聚焦 “运营中产生废物的排放量”（11592 吨 CO₂e），建设银行涉及“外购商品和服务 — 纸张”等，均未覆盖范围三 15 类排放中最核心的“投融资活动碳排放”—— 银行业的气候风险主要集中于资产端，范围三排放通常是范围一、二的多倍以上，忽略这一领域就难以真实把握转型风险。二是核算标准不一，有的依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有的引用《IPCC 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标准异构性导致数据可比性严重不足。三是管理应用薄弱，目前披露多停留在“核算层面”，尚未像紫金矿业等实体企业那样，将范围三数据用于供应商低碳转型或内部减排路径设计。

即便如此，范围三披露的战略价值仍不容忽视。对银行而言，它是风险穿透管理的前提 —— 只有准确测算贷款和投资组合的碳足迹，才能摸清转型风险暴露程度；是监管合规的前瞻准备 —— 港交所要求 2026 年强制披露范围三数据，财政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也明确要求覆盖价值链，提前布局可避免合规危机；更是产业链影响力的杠杆 —— 当银行要求借款企业披露碳数据时，将产生“绿色涟漪效应”，推动整个产业链低碳转型，这与“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

三、现存短板：从“报喜不报忧”到可比性不足

对照国际先进实践，当前国有大行 ESG 信披仍有三大突出短板。

一是定量数据缺乏与负面信息回避。多数报告仍以定性描述为主，银行自身运营的能耗、水资源强度等基础环境指标普遍缺失；更值得关注的是“报喜不报忧”倾向，对争议事件、未达标事项避而不谈，使得报告一定程度上沦为“宣传工具”。

二是第三方鉴证流于形式。目前报告的鉴证声明多采用“未发现重大错报”等有限保证措辞，而非“真实公允反映”的积极保证，且鉴证范围多局限于范围一、二排放，对社会影响、公司治理等“软性指标”避而不谈，公信力难以被市场充分认可。

三是可比性障碍显著。以普惠金融为例，工商银行强调“数字普惠”模式创新，农业银行突出县域网点覆盖，建设银行侧重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披露内容、指标口径差异巨大，导致投资者难以开展同业对比，削弱了 ESG 数据的决策参考价值。

四、改进路径：四大维度构建高质量信披体系

要推动 ESG 信披从“形式合规”迈向“实质赋能”，需从四个维度系统发力：

强化监管标准是基础。建议财政部、证监会等借鉴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完善针对银行业的ESG披露要求，对绿色信贷、普惠金融等关键指标定义继续明确，定量数据占比不低于 60%，并建立“不披露即解释”的负面信息强制披露规则，破解选择性披露顽疾。

升级鉴证机制是保障。可由相关行业协会推动制定《ESG 报告鉴证业务准则》，要求鉴证意见明确测试范围、样本方法和关键发现，对范围三数据等高风险领域增设“额外核查程序”，推动鉴证从“走过场”转向“深度验证”。

再造治理架构是核心。需在董事会层面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配置专职 ESG 部门并直接向 CEO 汇报，其核心职责应包括建立 ESG 数据收集系统、监测投融资组合碳足迹、管理供应链 ESG 风险，确保 ESG 从“报告输出”变为“决策输入”。

提升供应链协同是关键。发挥国有大行产业链枢纽作用，将 ESG 表现纳入供应商准入标准，对借款企业开展碳核算培训，搭建“ESG 数据共享平台”破解范围三数据瓶颈，通过“生态共建”提升全价值链透明度。

对国有大行而言，ESG 信披不应是成本负担，而应成为风险管理、业务创新的“催化剂”。当环境风险定价纳入信贷审批，当 ESG 指标影响高管考核，中国银行业才能真正实现从“规模领先”到“质量引领”的跨越，在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据战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