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泛黄照片里的星火：我眼中的“七君子”精神​

岁月无声、唯物能言。偶然在整理文史资料时，找出这张摄于1937年8月3日的照片，我的心被一种沉甸甸的力量攥紧。这是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七君子”被释放出狱后，与爱国人士马相伯、杜重远等拍下的一张珍贵合影。

于我而言，这张照片不仅仅是历史的定格，更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一群爱国民主先辈用毕生心力书写的“爱国教科书”。照片中这七位被关押八个多月的爱国志士，脸上刻画着八个多月牢狱生涯的憔悴，眼里却充盈起一簇簇坚韧的光亮，穿透日寇铁蹄的阴霾。他们并肩而立，面对内外压迫不卑不亢、顽强斗争，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叠成了永恒的剪影。

在这张照片里，触摸到“风雨飘摇”的沉郁。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在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当局却还执迷不悟于“攘外必先安内”。当“一二・九”运动的惊雷炸响时，上海的救亡浪潮早已汹涌。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在上海宣告成立，当《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的墨迹未干，这些爱国志士明知呼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触怒豺狼，却依然选择把个人命运系在了民族存亡的钢丝绳上。

1936年11月22日，初冬深夜。巡捕房的警车呼啸碾过街巷，悍然拘捕救国会常务理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等七人。消息传开，海内外各界震惊愤慨。而当局竟污蔑他们“妄倡救国阵线”、“推翻国民政府”。这种颠倒黑白的卑劣，让如今的我忍不住攥紧拳头——爱国何罪？救亡何错？在民族危亡面前，难道在这样的年代，沉默才是“良民”的本分？

在这张照片里，读懂了“血性”二字的慷慨悲壮。铁锁栏杆缚得住身躯，却堵不住热血激流与呐喊回荡。沈钧儒在法庭上拍案怒斥“混淆黑白”，邹韬奋在囚室里奋笔疾书明志，史良以巾帼之身冷面回击诘问……七君子坚持救国无罪，软来软顶、硬来硬扛，用血肉之躯浇筑“救国”、“御侮”的民族脊梁。

洋洋洒洒两万字的《答辩状》，被羁押在冰冷捕房中的七君子慨然直言：“救国会成立于山河破碎、形势岌岌之时，被告等从事救国工作，无非欲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起诉书所列证据十款，将被告等爱国之行动，诬为害国，实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让反动派的阴谋在民心面前不堪一击。

在这张照片里，感受出“团结”二字的千钧之重。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们，只因一句“我们是中国人”凝聚成钢。冯雪峰、潘汉年穿梭联络的身影，生活书店里日夜不息的电波，中共中央一次次的组织营救，宋庆龄领衔十六位志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甘愿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各界进步人士纷纷表态请求当局收押入狱，举国震动！

在民族大义面前，总有无数双手在黑暗中相握。他们用八个月的煎熬，只为换来世人面前的一个真相——内战只能让侵略者渔利，只有团结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最终，当局狼狈万状，被迫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全面抗战爆发后，“七君子”终获开释。

在民族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一致抗日救亡主张，如雾海明灯划破漫漫长夜，让迷茫的国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是一大批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危难时刻敢站出来、拧成一股绳的勇气，是面对内外强权不再低头、劲往一处使的骨气，是当代的我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不磨灭的锐气。现在的我们不必再面对牢狱之灾，但“七君子”眼里的光，依然该照进每个年轻人的心里。

再回头，看那张泛黄的合影，他们用八个月的囚禁，换来了更多人对“团结”二字的觉醒——原来，在民族危亡面前，所有的分歧都该让位于那句“我们是中国人”。

时光会让照片褪色，却褪不去他们对家国的赤诚。这赤诚，是浦江之水不息的涛声，是苏河两岸的红旗猎猎，是每位爱国民主人士血脉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坦然豪迈！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