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市应更名为瑷珲市

黑河，这个与黑龙江省同名的城市，固然便于识别，却缺乏一座边境口岸城市应有的独特内涵。相比之下，瑷珲二字承载的历史与文化厚度，是任何通俗地理名都无法替代的。

瑷珲它源自满语，意为“天鹅”，清代康熙年间在黑龙江上游西岸建立瑷珲城，设副都统衙门，成为东北边疆的重要军事重镇与中俄通商口岸。更重要的是，1858年《瑷珲条约》在此签订——中国被迫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失去了通向日本海的门户和无数战略资源。从此，“瑷珲”不仅是地图上的一座城，更是民族记忆中的伤口与警钟。

将黑河市更名为瑷珲市，不是情绪化的怀旧，而是对历史记忆的郑重拾起，是让民族集体记忆与城市名称重新契合。这样做，既是回应民间多年呼声，也是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会以遗忘换取脆弱的安宁。一个敢于直视伤口的民族，才有力量守住未来的疆界。

1858年，这座城被迫见证了近代中国最沉痛的一幕。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逼近天津，清廷腹背受敌。沙俄乘机调兵压境，迫使清政府在瑷珲城下签订《瑷珲条约》。

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全部割让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中国的大片土地改为中俄“共管”，为两年后的《北京条约》彻底吞并奠定基础。这片失地相当于两个黑龙江省的面积，还包括整个库页岛、鄂霍次克海沿岸及日本海北岸的黄金出海口——彼得大帝湾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所在之地。

这里有绵延千里的不冻港湾，可通向北太平洋与全球贸易航线；有肥沃的黑土地平原，可支撑大规模农业；有外兴安岭与西伯利亚针叶林带的木材、毛皮与野生资源；有安加拉河、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的淡水鱼群与天然水运通道；有煤、铁、金、银以及稀有金属的富集矿藏。失去这些，不仅意味着资源的永绝回归，更让中国失去了直接通向日本海的门户和北方的战略缓冲区，从此在东北防务上长期处于被动。

自此，“瑷珲”二字与失地之痛密不可分，成为全民族共同的历史坐标。它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主权与尊严被撕裂的象征，是告诫后人的警钟。

新中国成立初期，瑷珲作为县名沿用。但1956年，在行政区划调整中，瑷珲县更名为“爱辉县”。官方理由是简化生僻字，方便使用，将不常见的“瑷”换成“爱”，音近而形简。但在当时的中苏蜜月期，这一改名也起到了淡化不平等条约记忆、减少触碰敏感历史的效果。此后，“瑷珲”从行政地名中消失，只在史书与少数人口述中存续。

“爱辉”虽保留音韵，却削弱了原名的历史辨识度。它既不直指满语本义，也切断了与清代边防史和割地史的直接关联。1993年，撤销黑河地区设立地级黑河市，以地理通俗易识的“黑河”为名。黑河原是黑龙江上游一段水域的俗称，因水色深沉而得名，清代已有“黑河厅”之称。它易于记忆，却与黑龙江省名重复，缺乏独特历史厚度，更无法承载“瑷珲”所凝结的民族记忆。

几十年来，当地民众从未放下对“瑷珲”的执念。北疆的寒风中，几代人坚持在口耳相传中保留这个名字，他们深知，一旦名字消失，依附其上的戍边史、抗争史与文化根脉便会一同淡去。2009年，黑龙江省政府申请将“爱辉区”复名为“瑷珲区”，这是一次源自民间的集体呼声。2015年，“爱辉镇”复名“瑷珲镇”，让这枚镌刻历史的印章重返行政版图。

史学界为这种呼声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肖歧等学者在《瑷珲副都统衙门档案》中详述了瑷珲在军事防御、贸易往来、民族交融中的作用；阎崇年、魏国忠等人指出，“瑷珲”不仅是屈辱条约的见证地，更是边疆军民守土的象征。它的存续，是对主权完整的无声誓言。

民俗文化领域同样清楚它的分量。中国民俗协会会员白长祥几十年如一日地搜集瑷珲的故事、节俗与歌谣，他说：“名字在，老祖宗的讲究就有根；名字淡了，文化的魂就散了。”在他看来，瑷珲是连接边疆民俗、满汉融合与黑土地文明的精神纽带，一旦切断，这条纽带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会加速衰亡。

从历史、文化到情感，恢复“瑷珲”旧名并非情绪化怀旧，而是一次有充分理由的历史回归。与“黑河”这种基于自然俗称的名称相比，“瑷珲”在历史辨识度、民族记忆与文化厚度上都不可替代。它是教科书里的章节标题，是档案馆中的发黄卷宗，是老人口中的口头史。

将黑河市更名为瑷珲市，并不是沉湎于旧怨，而是以具象化的地名传递“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信念。一个敢于直视伤口的民族，才有力量守住未来的疆界……（蔡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