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这个与黑龙江省同名的城市,固然便于识别,却缺乏一座边境口岸城市应有的独特内涵。相比之下,瑷珲二字承载的历史与文化厚度,是任何通俗地理名都无法替代的。
瑷珲它源自满语,意为“天鹅”,清代康熙年间在黑龙江上游西岸建立瑷珲城,设副都统衙门,成为东北边疆的重要军事重镇与中俄通商口岸。更重要的是,1858年《瑷珲条约》在此签订——中国被迫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失去了通向日本海的门户和无数战略资源。从此,“瑷珲”不仅是地图上的一座城,更是民族记忆中的伤口与警钟。
将黑河市更名为瑷珲市,不是情绪化的怀旧,而是对历史记忆的郑重拾起,是让民族集体记忆与城市名称重新契合。这样做,既是回应民间多年呼声,也是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会以遗忘换取脆弱的安宁。一个敢于直视伤口的民族,才有力量守住未来的疆界。
1858年,这座城被迫见证了近代中国最沉痛的一幕。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逼近天津,清廷腹背受敌。沙俄乘机调兵压境,迫使清政府在瑷珲城下签订《瑷珲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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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全部割让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中国的大片土地改为中俄“共管”,为两年后的《北京条约》彻底吞并奠定基础。这片失地相当于两个黑龙江省的面积,还包括整个库页岛、鄂霍次克海沿岸及日本海北岸的黄金出海口——彼得大帝湾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所在之地。
这里有绵延千里的不冻港湾,可通向北太平洋与全球贸易航线;有肥沃的黑土地平原,可支撑大规模农业;有外兴安岭与西伯利亚针叶林带的木材、毛皮与野生资源;有安加拉河、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的淡水鱼群与天然水运通道;有煤、铁、金、银以及稀有金属的富集矿藏。失去这些,不仅意味着资源的永绝回归,更让中国失去了直接通向日本海的门户和北方的战略缓冲区,从此在东北防务上长期处于被动。
自此,“瑷珲”二字与失地之痛密不可分,成为全民族共同的历史坐标。它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主权与尊严被撕裂的象征,是告诫后人的警钟。
新中国成立初期,瑷珲作为县名沿用。但1956年,在行政区划调整中,瑷珲县更名为“爱辉县”。官方理由是简化生僻字,方便使用,将不常见的“瑷”换成“爱”,音近而形简。但在当时的中苏蜜月期,这一改名也起到了淡化不平等条约记忆、减少触碰敏感历史的效果。此后,“瑷珲”从行政地名中消失,只在史书与少数人口述中存续。
“爱辉”虽保留音韵,却削弱了原名的历史辨识度。它既不直指满语本义,也切断了与清代边防史和割地史的直接关联。1993年,撤销黑河地区设立地级黑河市,以地理通俗易识的“黑河”为名。黑河原是黑龙江上游一段水域的俗称,因水色深沉而得名,清代已有“黑河厅”之称。它易于记忆,却与黑龙江省名重复,缺乏独特历史厚度,更无法承载“瑷珲”所凝结的民族记忆。
几十年来,当地民众从未放下对“瑷珲”的执念。北疆的寒风中,几代人坚持在口耳相传中保留这个名字,他们深知,一旦名字消失,依附其上的戍边史、抗争史与文化根脉便会一同淡去。2009年,黑龙江省政府申请将“爱辉区”复名为“瑷珲区”,这是一次源自民间的集体呼声。2015年,“爱辉镇”复名“瑷珲镇”,让这枚镌刻历史的印章重返行政版图。
史学界为这种呼声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肖歧等学者在《瑷珲副都统衙门档案》中详述了瑷珲在军事防御、贸易往来、民族交融中的作用;阎崇年、魏国忠等人指出,“瑷珲”不仅是屈辱条约的见证地,更是边疆军民守土的象征。它的存续,是对主权完整的无声誓言。
民俗文化领域同样清楚它的分量。中国民俗协会会员白长祥几十年如一日地搜集瑷珲的故事、节俗与歌谣,他说:“名字在,老祖宗的讲究就有根;名字淡了,文化的魂就散了。”在他看来,瑷珲是连接边疆民俗、满汉融合与黑土地文明的精神纽带,一旦切断,这条纽带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会加速衰亡。
从历史、文化到情感,恢复“瑷珲”旧名并非情绪化怀旧,而是一次有充分理由的历史回归。与“黑河”这种基于自然俗称的名称相比,“瑷珲”在历史辨识度、民族记忆与文化厚度上都不可替代。它是教科书里的章节标题,是档案馆中的发黄卷宗,是老人口中的口头史。
将黑河市更名为瑷珲市,并不是沉湎于旧怨,而是以具象化的地名传递“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信念。一个敢于直视伤口的民族,才有力量守住未来的疆界……(蔡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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