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原子人会梦见大洪水吗？

文 | 飞剑客

最近因为武大杨某事件，让我们看到豆瓣生活组里那股“性别法西斯”的暗流，其实这种氛围在很多年以前已然浓厚。说到“性别法西斯”，请容我借用这个激烈但不无道理的词，虽然这里面没有什么“法团主义”“阶级调和”元素，但它指向一种极端的、试图将个体完全收编入一个不容异议的“性别种族”阵营的机制。

豆瓣生活组常常是以八卦和“日常生活”主题切入，比如“绝望的直女”在感慨男女日常生活上“本质”不同，逐渐把“男”“女”想象成两个互不相容的族群。先是驱逐被视为“异族”的男性存在，继而将矛头转向那些不够“纯粹”、“爱男”的女性成员。

这种二元对立下的清洗逻辑，将性别本身塑造成了不可调和的敌我阵营，仿佛“男性”与“女性”已不再是复杂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被抽离出个体具体性、在想象中被凝固为两个拥有截然不同“优劣等级”的“种族”。

我们常将豆瓣“生活组”现象归因于某些理论或外部因素的输入，这当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角度。但据笔者持续观察，这种现象的驱动力，更多的时候是基于直觉、感受和情感，而非思维与逻辑。

也就是说，清洗的动力，往往并不是来源于哪本女权的经典，而是最直观、最无需解释的“性别”标签——一眼就能分辨，一秒就能站队。

说到底，是因为“性别”“地域”等变成了民族国家内部最容易抓住的身份，人们从这种最易感知的身份标签，汲取最强烈的情感和经验的共鸣。它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原本复杂难辨的世界，让人误以为只要把“他”或“她”划出去，就能换来干净、安全、同质的生活。

无法否认的是，促使性别被如此鲜明地推到前台，并被赋予超越其他社会关系解释权的原因，这种非理性情绪除了思维的引导，确实还有着根植于我们共有的、包裹着我们的感官现实与生活肌理。

身体、空间和人际关系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把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分隔开，尽管现实空间中还有着“沉默的大多数"，但我们也没法再轻视网络空间的极化趋势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指出，我们栖居的空间绝非中立容器。它先被既有的社会关系塑造，继而又生产出新的关系。他还强调，一切社会空间皆始于我们自己的身体。

社会秩序、规范、权力结构并非从天而降的抽象规则，而是人类身体最初感知和构建的空间感、方向感、距离感以及对他人身体存在的感知（姿态、表情、力量、互动）。 我们通过身体经验理解“接近”与“遥远”、“内部”与“外部”、“上与下”、“我与你”。然而，自笛卡儿以降的西方哲学传统，沉溺于身心二元对立，割裂了空间体验的鲜活源头。

为具体阐释空间形态如何塑造社会关系（如性别角色、人际关系等），此处试举三种典型形态为例：

一种是老国企法团社会（如过去的国企大院），其空间形态的特征是将生产空间（工厂车间）与生活空间（职工住宅、食堂、医院、学校、商店、工人俱乐部）高度整合在同一个物理围墙之内。

男性工人多在钢铁、重型机械、采矿厂，女性工人则多在与之配套的的纺织、食品、日化厂，工作与生活空间高度叠合，物理区隔模糊。空间安排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促进了男女在日常空间中的协作共存，形成了一种相对紧密的社区纽带。

在这种空间里，性别角色虽存在，但被共同的单位身份、集体生活节奏和面对面的频繁互动所调和，嵌入到更广泛的“单位人”协作网络中。

一种是美式郊区模式。这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美国法律与资本（房地产、汽车工业）合谋的产物。它通过区划等手段，以白人中产为核心，系统地排斥低收入者与有色人种，制造了阶级与种族隔离空间。这种低密度、依赖汽车的空间结构将生活成本高度外部化（如通勤、育儿、房屋维护），以及社会化公共服务几乎没有，也影响了人际关系模式。

之前小红书有观察指出，美国很多地方都太村了，这种空间对单身生活十分不友善——房屋维护（剪草、修葺）、通勤采购、育儿（远离祖辈支持）等任务，倘若单靠个人完成成本极高。在这种空间里，组建家庭成为提升效率、降低生存成本的现实选择。

高密度城市则是土地稀缺、追求规模经济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资本高度集中和高强度利用土地的体现。与前两种空间形态不同，这种城市形态发展起来，便利店、快餐、外卖、洗衣店、发达的公共交通和家政服务网络，使得独居在经济和物理上完全可行且舒适。

尽管房租/房价压力巨大，但成熟的租赁市场和迷你户型降低了门槛，紧凑住房设计的普及为个体化生存提供了物理支持，降低了对组建家庭或依赖亲缘关系的必要性。同时，便捷的租赁市场使个体能快速进入或退出社会关系，形成了更为松散的人际纽带。

这种都市形态，也动摇了基础的时间体验。空间对于时间感知同样具有塑造力。以日本都市为例，其夜生活文化将活跃时段大幅延后，直至凌晨，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接近日出前的时段，人们常常难以清晰界定“昨天”与“今天”的界限。

为了解决这种源于现代都市生活节奏的时间混乱，日本社会发展出一种非正式规则：将一天的界限与商业活动的运营时间调整相关联，例如，凌晨1点被标记为“25时”，凌晨3点为“27时”，依据“首班电车时间”来锚定“新的一天”，体现了空间如何深度介入身体对时间的感知。

在这样的时空下，深夜饥饿、家务繁重、物品短缺、紧急配送，在以往可能需要向邻居借盐、请亲朋帮忙、依赖社区小店的场景，如今很容易被外卖或一次到店消费高效解决。

享受便利的用户，通常只能触摸到这条复杂服务链条的最末端：递送餐盒的手、结账的店员。驱动这一切运行的后台支撑力量：仓储物流、基础设施维护、清洁工、分拣员、物流司机乃至维系这个城市机器转动的能源和通信网络背后的庞大劳动阶级——则高度抽象化、透明化、隐形化。

都市社会高效隔离的同时，人际交往的重要维度，特别是异性互动容易滑向两端：要么高度依赖线上的、被滤镜和算法精心筛选的符号化呈现；要么仅限于高度功能化、短暂的服务场景（点单、签收快递）。前者容易形成基于幻想和理想化的连接，后者则强化了他人为工具的认知。

原子人会梦见大洪水吗？

任何宏观变迁必沉淀于微观日常感受。“情感结构”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概念，它比明确的哲学思维或意识形态更早出现、更基础，也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感受。

无可否认，“现代城市”大幅抬高了独自生活的可行性与便利性。当所有需求，都能被标准化服务即时响应，所有互动都围绕明确的功能目标时，人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滑入一种普遍的感知模式——他人的存在似乎越来越变成作为特定需求的响应者时才有意义。

而便利，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对真实人际关联的“去熟悉化”为代价的。这并非现代城市形态的必然宿命，但却是其高密度、高效率生活逻辑下潜藏且日益显现的危机。

由此生成的“原子化”主体，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共同体成员的政治——情感结构。首先，表现为立场的缺乏“再生产性”：由于不再嵌入能够持续生成、维系与传递共同信念、规范与身份认同的社群再生产机制，政治态度缺乏自我复制与代际传递的能力。

其次，流动是以市民社会中高度个体化的利益导向为坐标系，立场被即时可兑现的得失算计所牵引；容易“时尚单品化”，政治观点被快速采纳、展示与抛弃；常常摇摆幅度大，可能因特定事件刺激，从激进的“左”转向保守甚至另类的“右”；最后在频繁的摇摆和幻灭后，容易滑向一种犬儒主义，声称看穿一切，拒绝代替性方案，认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理解这种原子化与政治倾向的根源，我们需回到社会联结的本质。共同体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内部互动排斥纯粹的商品计价逻辑。成员间以“人情”、“信任”、“信息”等作为非正式通货，通过互惠性义务（如照料、互助）构建信任网络与支持，形成一个商品逻辑无法完全渗透的领域，最小如家庭。其经济规模庞大，却因不可计价而逃逸于利润的捕捉。

资本主义为了将这片“非市场”领域纳入其积累和获取利润的轨道，就必须拆解许多的共同体，将个体变成彼此孤立、可清晰计价的经济单元。于是，在近几十年，我们看到家庭、邻里、社区、老国企单位的纽带被不断削弱，同时，性别对立、代际冲突等话语被不断生产和放大，其作用往往是瓦解支撑互惠与信任的情感基础设施。

当下网络上流行的许多言论（如“断亲”、“托举”、“生物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社会关系被削弱后的回响。当个体失去了共同体、情感寄托和社会支持网络，就变得异常脆弱：更加焦虑地存钱，更恐惧失业，被迫更深地依赖和受制于劳动力市场。

就像有人说的，资本主义把人原本有的东西拿走，转头又重新卖给你，导致人都自觉自己缺了什么。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缺失，正是城市化几代人情感结构上的一个印记。

但人终究是渴望归属与认同的，没有人真正甘愿成为孤岛。个体必然寻求各种形式的联合以填补真空，于是，各种“临时共同体”涌现，如相同次元相同爱好，最广泛的是相同身份政治，就像围绕网络性别议题瞬间集结的观点阵营。

这些基于情境或单一议题的联结虽提供短暂的情感宣泄与身份标签，因其高度的情境性，无法提供真实共同体所赋予的情感支持、互惠与稳定的社会安全网。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对“体制”的竞逐便不难理解。既然传统共同体和法团（人情网络、老国企单位）已被拆解或弱化，而资本主导的公司主义基本没有互助的土壤，个体转向体制寻求庇护，这未必是出于对公共权力的认同。体制内单位提供了一种以工具性庇护为主导的结构，主要为成员提供基础性的安全网（即“兜底”），本质上是法理型依附，缺乏情感深度，它至少提供了一种较稀缺的稳定性和基本保障。

但其规模有限，受制于编制等刚性约束，只是少数人的避风港。更多的人既无法回到前现代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也难以在资本逻辑的抽象化（市场）和国家权力的抽象化（科层制）中找到情感的安顿，除了走向家庭（这又是激进的性别话语所要消解的对象），他们只能在“临时共同体”的寻找慰藉，有时候也会变得十分狂热，呈现出组织化的特征。

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高强度的情感黏合，“临时的共同体”必须制造“紧急状态”动员。这里要结合前文提到的现代生活，对于身体（空间）的区隔，性别法西斯把现代城市提供的标准化服务，想象为可脱离他者（异性劳动者）而永续运行的“自动母体”。在此逻辑里，对他者的排斥、清洁就是对便利、秩序与自我保存的维护。这为原子化个体的犬儒提供了最后的激情出口。

最终，当所有这些寻求稳定与意义的尝试，都因其内在局限（情境性、工具性、破坏性）而无法提供持久的支持与真实的归属时，个体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悬浮状态，而社会整体也将陷入去工业化和组织化的失序洪流中。

重建共同体，并不只是要回到过去

“共同体”（Community），与“共产主义”（Communism）词出同源，皆源于拉丁语Communis，意为“共同的”、“共享的”。这词源上的血脉相连，本身就暗示着某种关联——对共享生活、共同价值、互助互惠的向往，深植于人性与社会性的渴望。当原子化的孤独与悬浮感日益沉重，“重建社群”、“建设社区”的呼声便自然涌现，似乎成为解困的良方。

然而，这些谈何容易。

在生产关系的总体性约束下，任何局部化的社区营造都面临着矛盾，社区一旦试图在经济场域中自我维持，便不可避免地受商品化逻辑的侵蚀；若完全脱离市场，又要面临资源枯竭。

同时，当下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国家通过科层制提供低限度的再分配，但科层理性日益技术化、去政治化；另一方面，市场以灵活积累的方式吸纳劳动力，却不承担任何再生产责任。结果是社会领域被压缩为“剩余范畴”，无法生成自主的公共性。而社区自治空间被“物业—业委会—开发商”的市场准治理结构所占据，公共性议题基本被转译为“业主权益”或“消费维权”，缺乏阶级视角。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随着全球化阶级和世界公民的兴起，本土和全球化大城市的分离，如性别对立，身份政治这种全球化阶级共享的政治议程带来的撕裂并不是社区和“附近”这种东西的纽带所能制约。

当然，重建共同体无论如何艰难，也必须往前探索。毕竟原子人真的抵御不了整个工业社会热寂后的大洪水。起码，这个事情对中国人来说也不会比近代以来的艰苦奋斗在物理意义上更难。

目前起码我们可以总结一些已有的经验和认知。首先所谓“再共同体化”，绝非回归被浪漫化的前现代的血缘—地缘，这在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既不现实，也没法成为根本诉求。

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的内在扩张性，其目标不仅在于瓦解社会联结，甚至瞄准了社会联结的最小单元：家庭，力图将包括亲密关系在内的都纳入可计价的商品化范畴。当下激烈的性别对立现象，可视为这一商品化进程深入至最私密领域所引发的剧烈阵痛，或许预示着旧有亲密关系模式在重塑。

其次，在整个社会的宏观尺度上，我们必须正视单位制解体后遗留的巨大“社会再生产真空”。老国企单位体系曾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生产与再生产功能，尽管其本身也存在诸多局限。任何寻求替代方案的尝试，都必须思考如何在新的空间生产逻辑和社会经济条件下，重建某种形式的“嵌入性”结构。

这种结构需要能够有效承担起部分社会再生产的职能（如照料、互助、情感支持、共享），为原子化的个体提供具有实质内容的社会性支持与归属感，使其生活与发展得以稳固“嵌入”于可靠的社会网络之中。

最终，我们所讨论的所焦虑的这些身份问题，纽带问题，共同体问题，绝非仅仅是社会治理的技术性议题，其本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触及社会主义未竟的议程。它要求将“共同体”的愿景从怀旧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对生产关系进行总体性变革的框架中来审视。

只有当社会不再是资本逻辑下空间产物，而是转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共同管理生产资料与生活空间，人与人之间的敌对状态，方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缓解。这就意味着我们必然要追求一种新的现代生活图景。

原子人会梦见大洪水吗？也许会，只是在那场梦里，没有方舟，也没有“我们”与“他们”的救生艇，只有无数座自以为安全的孤岛在同一瞬间被同一道浪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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