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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并不一定使人明智,因为有的书是有毒的。所以,读书要有选择。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
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
学术界的“清道夫”
读杨奎松的书,常常让人想起“清道夫”这个词。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做学问的人很多,号称学问很深的人也很多,但像杨奎松这样的人却很少。
他的学问涉猎面极广,国民党、苏联、共产国际、中美关系等领域,都有著作问世,尤其对于党史的研究,更是出类拔萃,学界研究中出现的史料上的模糊,学风上的浮漂等,都给以清除。
所以,学者徐庆全说,“在这个领域里,很多人怕杨奎松。因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来,大多数人如果不想颜面尽失的话,只好缄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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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知书写真实历史
杨奎松曾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凭借这些资料,他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新书写了被权力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完成了《革命》四书这一整套“革命”丛书。这套书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永远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
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而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在《革命》四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读者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
正如学者刘志琴所说,杨奎松这样史学家,“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
▍以问题意识深挖“革命”史
杨奎松写书,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因此,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是被海内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说:“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说:“《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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