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邓公想颁布一条禁令？遭陈云反对而没实施？对错至今未定论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邓公的领导下，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政治领域，邓公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大力推动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在他的号召下，许多老干部都响应号召，主动退出领导岗位，加入到了中顾委。

同时，邓公还准备颁布一道禁令：禁止“红二代”进入决策层。

如果这一禁令真的颁布，不仅当时还没有进入决策层的“红二代”失去了进入权力中枢的机会，那些已经身处权力中枢的“红二代”也得被迫退出。

但是，这个禁令刚一提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很多人的阻碍，其中陈云更是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

陈云反对这项禁令，可不是有什么私心，他有十分充分的理由。当时，我国虽然已经开始快速发展，但还是处于变革的交替时期，国内外的形势都很复杂，各种思想潮流相互碰撞。

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国外敌对势力很有可能借着开放的机会，进行渗透破坏，一旦让他们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他认为在选拔干部时，“政治可靠”和“根正苗红”才应该是首要考量因素，而“红二代”在这些方面都更加具有优势。

不过邓公提出这个禁令，自然也有自己的考量，主要还是担心会出现权力垄断和暗箱操作这样的问题。

但不少“红二代”都对此感到委屈，他们认为外界对他们的认识还是过于片面了。一方面，他们从小就接受红色教育的熏陶，心里一直都怀着保卫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责任感。

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认同“红二代”这个带有特殊意味的标签，觉得这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偏见。

他们强调，父辈们在战争年代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淮海战役中，数百万支前群众就是进行斗争的重要力量，从这个角度看，那些群众的子女也同样可以被视为“红二代”。实际上，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

我党元老罗青长的孩子罗援少将，就曾经担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委员会常务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红二代有责任有权力保卫父辈的成果，同时也承认‘红二代’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必然会留下自己的历史印记，也将成为历史的过去，终究要走完属于自己的历史过程。我特意强调，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是错误的，同时，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对的。”

由于各方意见分歧太大，邓公的这项政策最终未能施行。

其实，作为我党的老干部，邓公和陈云不光在党内外都有极高的威望，两人在治国理政的观念上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其实他们私下的关系很好，当初关于邓公是否复出工作的问题，组织内部还展开过十分激烈的讨论。

关键时刻，是陈云等一批老干部挺身而出，坚定地支持邓公，他才得以成功复出。陈云最早顶住压力，要求公开讨论相关事宜，为这项工作起到了表率作用，大大加快了进程。

后来，在推行开放政策的时候，陈云更是与邓公默契配合，携手推动了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他们堪称真正的同志，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并肩奋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正式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邓公和陈云成了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关键人物。

邓公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曾幽默地对陈云说：“大家给我封了个‘总设计师’的头衔，我看这里也有你的功劳，你算副总设计师吧。” 陈云则谦逊回应：“我们都是设计员，你才是总设计师。”

在我国开放的进程中，二人合作密切。1979年，陈云与李先念联名致信我党中央，建议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担任主任，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一建议也得到了邓公的支持。

当时，对于调整的一些方针，领导层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邓公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完全赞同陈云意见，指出今后三年中心任务是调整。在他的有力支持下，陈云才能有效开展经济调整工作，为后续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说回80年代，当时邓公虽然也想到会有反对意见，但没料到会这么强烈。太多人不支持，这条禁令自然也没有通过。

后来，邓公也尝试从其他角度落实禁令，但最后都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如愿，最后这条禁令也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

其实，两人能有这样的分歧，和他们不同的工作作风有很大关系，同样的一件事，邓公更加干脆，陈云则更谨慎一些。这个差异在创办经济特区的事情上就有所体现。

1979年，广东省委提议开办出口加工区，邓公当场同意并提出办特区，深圳、珠海等地迅速发展。1984年邓公视察后强调开放不够，回京后主张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对此，陈云表示赞同，但针对各省纷纷要求设特区现象，陈云认为不可盲目跟风，他强调，改革要稳，最好是从试点开始总结经验。

实际上，这只是因为陈云一贯的工作作风就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并不是反对创办经济特区。

不得不说，虽然邓公和陈云在个别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他们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都能以大局为重，共同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邓公和陈云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和影响都是不可磨灭的，不论到什么时候，他们都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