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润海：忠诚尽职平易勤奋的文艺领导者卢梦

卢梦部长走了半年多了。他是从北京走的，走时北京的朋友去送他的有几百人，山西的朋友却没有来得及去送他。山西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两度奋斗三十余年，把整个青壮年时期的心血几乎都奉献给了山西，特别是山西的文艺事业，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迹，让人难忘，让人久久怀念。

我最初知道卢梦的名字，是从《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史料》（晋绥集）上。第一次见到他，是1964年7月我在山西省文联举办的读书会，听他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报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是省委“文革”办公室主任，我在“文革”办公室简报组，从此就开始认识了。1971年干部大下放，他全家下放到代县，我在繁峙县，紧挨着，我得空就去看他。之后他落实政策回来，从省委常委落实为文化局长，“三上桃峰”事件后又落实为宣传部副部长。我也从繁峙回来，先回到省委办公厅办公室，接着到襄汾县下乡一年半，1975年8月在王大任书记的支持下调到宣传部文艺处，正式成为他的部下，从此就真正熟悉起来。

后来他的家搬到解放路292号大院的一个小院，我住在292号大院平房，每次随他看戏看电影坐他的车，就更随便了。说随便，是说他为人平易，没有官架子，他的作风却是极其严谨的。他把工作安排得很满，抓得很紧，因此耗费的精力也是超常的。他每天安排工作是三段，上午、下午、晚上。晚上经常看戏、看电影。他看戏，总是从头到尾看完，绝不只看个头尾接见一下演员照个相了事。有时看完戏、看完电影还要讨论研究，常常熬到半夜甚至一、两点钟，第二天照常按时上班。我们住的解放路292号临街，晚上11点是要关大门的，我们回去往往过时了。好在他的小院紧靠大门，家里人把钥匙要来拿着，不会把我们关在门外。受他的影响，我们文艺处的人也大都养成了夜以继日工作的习惯，至今不改。抓工作的细致，也是异乎寻常的。他想得很多，不乱不漏，都要有所交代。

1975年11月，根据省委部署，派第三批工作队下乡，宣传部是卢梦同志和贺新辉同志去参加，要到榆次。走之前卢梦同志召集贺新辉、韩玉峰和我，交代了十八件事。有的事交代得很具体详细，如：关于文艺工作室的刊物《汾水》,指出“稿子以后部里不审查，个别重点稿子没有把握，可以看一看。第一期不能太差，如不行，延迟一下也可以。”又如要“文化局开一个创作会议，每个地市明年出两个剧本，一个学大寨，一个其他的。要开小一些，摸摸情况。有剧本就留下，不要住下好多人改剧本。”还如要求京剧团，“抓一个新戏，由文化局和戏研室考虑，或《红色交通线》，或《赵恒德》。”“昔阳农民画展览，推到明年五月。晋中抽3人，协同苏光同志到昔阳帮助修改。”你看他想得多细！

1978年3月20日，他已经到文化部报到，4月初接他工作的刘舒侠同志已经到任，他还仍然关心着话剧团的后继乏人问题，指示：“告诉邓焰，今年招生，从各地抽20—30人回来，给省话剧团招生。” 直到4月13日，他还同李慰、刘舒侠一起召集文化局几位局长、戏研室、文艺处，研究如何抓戏剧创作问题。提出“省抓的重点剧目应有《刘胡兰》、《上党战役》。需要成立一个班子，不要分级抓。”他事必躬亲，好多事情都要自己动手。虽然文艺处可以算作他的写作班子，但绝不是那种“秘书代劳”，他从来不是把我们当作他的秘书使用。凡是他布置的稿子或我们写的需要请他审阅的稿子，他都要细细看过，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动手修改一遍。他处理需要表态的文件、材料，从来不是只画个圈了事，总是签上名，注明时间，多数还有表态的话。

1977年7月，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一篇题为《再接再厉》的稿子，是介绍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舞台演出剧目的活跃情况，并提出了三点意见，即大力抓创作，继续开放剧目，创作剧目努力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看后做了修改，并且提了三点意见：

1、第三个问题比较难写，不易说清，改了一下，请再斟酌。2、题目最好点出“文艺”二字，以别于其它。3、改好后，署个名，可送报社。

卢梦 7、18

遵照他的意见，我把题目加了“文艺演出”四字。像这样有签名，有日期，有批语的事例是很多的。

卢梦同志抓艺术创作更为过细。对于一个重要题材，他只要认为应该写，就提出合适的创作人员和剧团，给他们具体布置。对于一个作品，他只要认为有基础，就反复组织人员会诊，制定措施，具体落实修改。他对作品的要求，不是题材、主题好就行了，总是希望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比较好的统一起来。他不喜欢在戏里说大话、不注意情节的起伏、张弛，不重视刻画人物。1975年11月，吕梁和晋中演出了一个学大寨的话剧《万山红遍》，开始只是治山治水、批资本主义，后来在文化部来人的指令下，改成了同“走资派”斗的戏。1976年6月，他在一次评论《万山红遍》的会上，毫不避讳地说：戏轰轰烈烈，但不扎扎实实，有些地方是在乱哄哄的情况下讲的。人物关系交代不清。情节不如过去一层一层斗争激动人。这个戏当然最后没有站住脚，但在当时那种对于学大寨和昔阳、晋中出来的东西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的情况下，卢梦同志敢于在艺术上提出这样的批评，真是难能可贵。

对于艺术活动的安排，他也想得很周到。1977年7月，他就想到国庆30周年应该总结山西的文艺创作，出版几种选集，就召集文联和出版社的有关领导进行研究。议定出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民歌、曲艺、小戏、儿童文学、革命故事、评论、歌曲、美术、摄影，共13种16本。并且对封面格式、齐稿日期，都作了规定。8月，他与苏光同志抓美术展览，亲自提出了一个由五部分组成的框架，并且确定了五部分的选题，总共91个。规定了9月底观摩草图的时间。接着他又召集各地市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座谈会，谈戏剧等表演艺术方面的问题。他谈了七个问题，如配合形势的小节目创作，反映现实题材的剧目创作，抓重点戏创作，普及歌咏活动等。

关于剧团整顿问题，他强调先调查，然后提出办法来，如剧团规章制度、工作条例、规划、乐队编制、布景改革等。他特别对小剧种讲了一番话，说：“晋中秧歌、道情、耍孩儿、二人台等，这几年有的就没有了。耍孩儿，唐代就有了，不能在咱们手里绝种。小剧种也是涉及到多少人的问题，是喜闻乐见的。各地都有恢复小剧种的要求，我们要想办法。可以先小后大，先合后分，就是先和其他剧团合起来，到一定时候分出来。小剧种演小戏。小剧种的改革问题，搞戏曲音乐的人可以先开个会。” 他这种过细的作风，实在是好多后来的领导者难以企及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当的宣传部长，他对工作还是指导性的，他并没有直接处理文化局、文联、协会的事务，也没有管人管钱管物，没有越俎代庖。他所以对待一切工作都这样认真，是他对党的工作，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决定了的，也是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和经验磨练成的。

他1933年16岁时就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参与组织了忻县抗日游击大队，并担任大队长。后又担任了岢岚县抗日自卫队的政治指导员和岢岚中心抗日游击总队的代理政治处主任。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到党的宣传、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上。他奉命负责晋西北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先后担任过著名的“七月剧社”的指导员、晋绥边区文联主任、《大众报》社长、中共晋西北地委宣传部长等，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化人、少有的精于业务的领导者。对工作对事业的责任感是和他对党的忠诚、对同志的真诚统一的。这种统一是以实事求是为准则的，在任何政治风云中他都能坚持不渝。在“文革”中，山西“1.12”夺权后，刘格平等打出“太行的天下，太岳的党，察哈尔的干部是后娘”的谰言，企图分化省委领导层，打倒“卫、王、王”，卢梦同志是晋绥干部，自然更在分化之列。对于这种谰言我当时不理解，曾经问过李修仁同志，他说不是这么回事，太行太岳的干部在历史上就多。后来朱卫华同志解放了，我问他，他说那是历史形成的。我问卢梦同志，他也说是历史形成的，而且说，郑林同志就是晋绥干部嘛。据说造反派要他揭发“卫、王、王”如何“走资”，他竟说“我认识不到山西省委执行了资本主义路线。”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在那个时期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他不能大红大紫，只能下放改造。“三上桃峰”事件中，他被点名为不能保护的“坏人”之一。他和贾克被斗得血压猛高，心脏病发作，文化局的个别积极分子还鼓噪着揪“反革命”，郭士星悄悄问他“是揪谁哩？”他坦然地说：“揪我吧！”他是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准备承担罪责，从而保护同志和下级的。卢梦同志并不是一个长于慷慨陈词的人，然而“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却铿锵有声。

卢梦同志保护下级的气量，我是有亲身体会的。1975年8月，我从办公厅调到宣传部文艺处，在他领导下工作。文艺处当时只有三个人，贺新辉、韩玉峰和我。当年11月，被下放到吕梁地区柳林县的山西省话剧团，编演了一个学大寨的大型话剧《万山红遍》，由吕梁和晋中同时演出，彭一同志约我们写一篇评论，向观众介绍一下。我们三人经过讨论后，分头执笔，各写一部分，合并成篇。不久《山西日报》发表了，并且署上了我们的名字。在“四人帮”制造了“三上桃峰”事件后，省委领导十分害怕自己也被戴上“反大寨”帽子，对于创作、演出、评论、修改反映学大寨的戏，特别是从昔阳、晋中来的东西，慎之又慎，生怕触雷。因而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出现在《山西日报》上，便引起了注意。有人追问卢梦同志：谁让写的文章？为什么要署个人名字？卢梦同志连问也没有问我们一声，便直截了当地回答，是他让写作并署名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处分他。一场小小的风波，虽然暂时不了了之了，但事情并没有过去。之后，吕梁、晋中两个团都要求去昔阳演出，文化部、上海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文艺》等不少单位不住地来人，要求拍电影、发表、搬演，省委领导除同意拍电影外，都不答应，就是拍电影和演出，也要修改以后，而如何修改又不表态。当时卢梦同志已经下乡了，要走半年，文艺处由李慰同志暂管，他更拿不出主意。

鉴于《万山红遍》署名文章的教训，卢梦同志给我出主意：起个笔名。这就是前面引的卢梦同志的一段批示中所说的“署个名，可送报社”的真实含义。此后一段时间，我在《山西日报》、《太原报》上发表文章就都用了假名。至于《汾水》和各地区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则由于马烽、西戎让用真名发表，便基本上都用真名了。卢梦同志不只是一般地保护了我，更是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我。

卢梦同志对我这样的小人物如此保护，对那些有成就的人物，对与他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同志、朋友的同情、保护，就更可想而知了。1977年12月，卢梦同志就与马烽同志商量召开文艺工作会议，提出恢复文联、协会问题。这是一个解放大批文艺干部的最佳举措。1978年1月5日至15日，开了半个月会，会议远远超出一般的恢复文联协会问题，而是开成了一个文艺队伍建设，文化事业和创作规划的重要会议。卢梦同志分门别类召开了各种会议，调查了解原来的文联委员、协会理事的情况，文艺队伍情况，创作情况；讨论文联协会的性质、任务、章程修改、省文联和地市文联名称问题；文联、协会和文化局的关系；编制、经费、工作用房等等许多具体问题。会议后期“先以块、后以条”集中研究了三年、八年规划。最后口授文艺处写一个报告，报告省委。他把一切工作都安排好了，却一纸调令把他二次调到北京，当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去了。5月份召开的文联委员扩大会议，老战友老朋友们劫后重逢，无限欣慰，却偏偏缺少了他，怎不令人怀念！

卢梦同志有一种“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老黄牛精神。这种精神一是奉献，二是忍耐，三是有颗平常心。他的奉献尽人皆知，他的忍耐精神却未必有人知道多少。“三上桃峰”事件中他受了那么大的折磨，调任宣传部副部长后，没有喘息一下就全身心投入大同云冈石窟、洪洞广胜寺、五台南禅寺等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工作中，以后说起文物维修来，津津乐道。我到南禅寺，看到寺外崖壁石头垒得那么高，那么齐，怀疑结实不结实，他说那是环氧塑脂粘的，把石头整个粘成了一块，即使把石头打开，粘的地方也打不开。我到广胜寺，看到院里横躺着一根粗大的树干，是从非洲买来的，却没有用。我问卢梦同志为什么不用，他说旧的大梁还好，旧的不会变形，新的容易变形，还是用经过科学处理的原物好。他说将来应县木塔如果落架大修，也存在这个问题。我由衷地佩服他。他把心思全用在了工作上，丝毫不想别的。我从他嘴里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在“三上桃峰”事件中受的屈辱。也许有人会说卢梦与世无争，太窝囊。但胸怀事业的人，哪个不是在逆境中忍辱负重艰苦奋斗的！

卢梦同志虽然不是某一方面的大专家，他是个文化艺术工作内行领导者，但他的大度，他的拼搏精神，钻研精神，绝对具有业务大家的特质。卢梦同志有一颗平常心，他不求闻达，不攀比别人，生活上能过得去就行，绝不会提出额外的要求。1978年我陪他到文化部报道，住在金鱼胡同和平宾馆，住的是大房子，通铺，睡好几个人，王兰西副部长来看他，见是这样的条件，提出给他换一换，他说不用，没有带着贵重东西，不怕丢，没有换。卢梦同志自己动手写文章，是他的一个习惯。离休后他写了不少回忆录，如关于“七月剧社”的，关于他和电影事业、艺术教育的。直到逝世前，他还写了厚厚的一本。

他耳朵聋，眼睛患白内障，看不清，就把一只眼睛做了手术，也为的是看书写字。他的字很小，密密麻麻，谁都不会相信，这是出在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手。山西的老文艺家都出了一套选集，卢梦同志在山西为文艺事业浇铸了三十余年的心血，他出一套文集绝对丰富多彩，不会寒酸。

卢梦同志进京后直到离休，住在团结湖，我去看过他几次。后来落实了副部级待遇，搬在中央电视塔下一所新宅。我去看他，还没有装修完，就已经住进去了。他和老伴儿刚散步回来，坐下就聊了起来。他知道我也耳朵聋，就说千万不要安着助听器不摘。他说，他先在一个耳朵里安助听器，很好，待了一阵子，听不见了，再换一个更好的，左耳朵听不见了，就安到右耳朵，最后两个耳朵都听不见了。接受他的劝告，我把助听器安进听力不好的耳朵里，而且只在看话剧和参加座谈会时才用。忽然收到一个短信，说卢梦部长住院了，住的是友谊医院。我的合同医院也是友谊医院，我乘取药之便去看他，病房却不让进去，怕感染。打听是什么病，说是没有什么重病，我以为不会出什么事。不料，偏偏受了感染，再没有醒过来，算是无疾而终，享年88岁。

卢梦部长走了，走得很远很远。他留下了许多让人思念的事，留下他永远不变的音容，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又看见他了！

2006年8月23日

卢梦（1917年12月-–2005年9月25日），男，原名田振中，河北省深县人，中共党员。自1933年始，先后加入山西省文艺界救国联合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忻县抗日游击大队、岢岚中心区抗日游击总队、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晋西北地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积极投身中国革命，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

先后任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文联主任、晋绥《大众报》社社长、中共晋西北中心地委宣传部长、山西省委宣传部编审处处长、文艺处处长、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秘书长等职。其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主编山西省委宣传部党刊《前进》。

曾任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

卢梦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诗人，又是党的宣传、文化战线的优秀的领导干部。上世纪末，由周扬、陈荒煤担任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年卷的《诗集》中，选录了卢梦同志原载于1942年《抗战日报》的一首抗战诗歌《祖国的骑兵》。全诗共四节，第一节是：“仇恨像平原一样无边/骏马载着我们向前/祖国的骑兵啊/战斗吧/战斗吧/战斗到胜利的明天。”其余三节的头两句分别是：“迎着那耀眼的雪花/严寒冻红我们的脸庞”；“刺刀闪耀着寒光/勇士坚守着自己的田园”；“马背上更加一鞭/奔驰在大青山的山塬”。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卢梦抗战诗歌的代表作。

曲润海（1936年10月12日——2025年4月21日)，男，汉族，山西定襄人，共产党员。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曾兼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代院长，中国演出管理中心主任，山西省艺术理论研究会会长、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文华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担任过的社团职务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顾问、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顾问。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曲润海参加工作后主要研究“山药蛋派” 和“晋军”作家作品。 1983年后主要研究表演艺术的创作和管理，并参与创办了表演艺术的全国最高政府奖“文华奖”。

曲润海笔名沱浪、居平，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思考·探索·前进》《山药蛋派作家作品论》，论文集《论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论表演艺术的改革与建设》《沙滩戏语》《王府学步》，剧本集《晋风戏稿》《旅燕戏稿》《曲润海剧本集•古代故事戏剧本》《曲润海剧本集•现代戏改编剧本》《曲润海剧本集•传统戏改编剧本》（上、下册），诗集《剧坛杂咏》，主编《中国文化艺术丛书》(十卷)等。

曲润海的戏曲剧本《富贵图》《桐叶记》《崔秀英》获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剧作奖，《金谷园》《日月图》《蝴蝶杯》分别获中国京剧节、艺术节、戏剧节剧目奖、演出奖，评论《高昂豪放顺畅如流——评文武斌的诗》获山西赵树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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