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洁｜纽约的异见者

作者｜李明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从事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和都市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偏重文化认知和社会记忆领域。近年来长居纽约，执教于纽约大学和新学院大学等。

纽约仲夏的傍晚，我斜跨在“达诺义”（Da Noi）餐馆的吧凳上等人。在很多有些戏谑的报道里，我都读到那个叫斯科特·勒贝多的美国民间画家，是有点特别的：“哥们就一直男，抽万宝路、喝马提尼、爱女人们。我就画星条旗，碍着谁了？那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作品，我心里的蒙娜丽莎。”

勒贝多是第四代意大利裔美国人，这家意式家庭餐馆是他的据点，墙上挂着他的两幅画作，明码标价。其中一幅4500美元，美国国旗图案被六列新闻照片连缀起来，从独立战争、内战到一战、二战直至朝鲜战争和越战，题目比较抒情——《为奶和蜜而献的血》。几乎相同的画面、材质和手法，不能不让我想起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1945年画的《旗帜》，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攒动的人头之后，不露声色的，是艺术家酷酷的炫技之作；相比之下，勒贝多是有倾诉欲和情绪的。这个53岁的男人，驾着雪佛兰越野车，美国50个州跑过画过好几遍。2010年的7月4日，在休斯敦霍比机场旁的一家公司的屋顶，勒贝多献上了1.5万平方英尺的“昔日辉煌（old glory，美国人对国旗的昵称）”，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国庆献礼让休斯敦热情满怀。

《破坏实验：纽约的损毁和愈合》

李明洁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美国很多地方一如得州，国旗都是爱国主义和文化认同的象征，总归是高尚的，至少是安全的。但在纽约，情形微妙了起来。勒贝多画星条旗二十多年，主要是在史泰登岛上，画了几百幅的墙画，他也因此小有声名，是“最知名的岛民”；但也备受争议，甚至十多次被拘捕，而让他最恼火的还是至今进不了纽约的正规画廊。

走进来的勒贝多，确实比较荷尔蒙，结实健硕，远远地伸出手来狠握了两下，但不是媒体里一贯见到的怒发冲冠的样子，并且拒绝了我为他点马提尼酒，“今天哥不在状态，我不喜欢自己这样忒干净地和人闲扯。还有，我的狗走了，花了3万还是永别了。”这个母亲和女友都是自由党人的共和党支持者，这个没有孩子把小狗当孩子的纽约人，莫不是有些寂寥？

一条蓝色的裂痕

握手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他右掌心里用碳水笔写着“22”。“美国每天平均有22位老兵自杀。每天早晨我都写一次，提醒自己有多幸运，而这个数字又是多么可悲和可怕。我太理解这种压力了，这个国家和它的媒体热衷报道悲剧，却不屑于给我们时代的真英雄三个字。”不难理解，为什么退伍老兵、现役警察和消防队员会是勒贝多数百万捐款的主要受益人，也是他画国旗最多致敬的对象。但如此明确的表态在纽约会有向权力献媚的嫌疑，会因为与《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中类似反战等“政治正确”的观念相左而招致批评。

2016年7月5日至6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接连发生两起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男子的案件。7日，全国性的示威游行爆发，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也在晚间举行了近千人的抗议活动，当时有100名警察维持治安。在示威进行中退伍军人（黑人）迈卡·约翰逊（Micah X. Johnson）向白人警察开枪，造成5名警官死亡，后被遥控炸弹机器人炸死。

2016年7月10日，勒贝多在史泰登岛闹市中心绘制了一幅巨大的《细蓝线》（the thin blue line），倒置的旗帜上旋转的线条代表着连绵不绝的泪水。中间深蓝色的“细蓝线”相当醒目——“细蓝线”原是执法用语，象征性地表明执法是在秩序与失范之间、犯罪与受害之间的壁垒，后来常被警察用来自指或表达对警察的支持，成为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视觉代号。23日，勒贝多在环游50个州的路上发布脸书，征集在达拉斯可用于作画的墙面并得到积极回应，30日就完成了一幅更大的作品。8月1日晚，当地警察开着警车列队，在蓝色国旗的墙画前点燃了蜡烛——“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

“警察的命也是命”是“细蓝线”的旗语，是用2014年被一名黑人惯犯枪杀的两名无辜纽约警察的命（其中一位是华裔警官李文健）换来的，套用了2013年发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汉语也有译为“黑命贵”“黑命攸关”）的运动口号。但是在纽约，这样公开的表达是要担风险的，因而勒贝多的墙画甚至有些悲壮的意味。难道不是所有的命都是命吗？一项抗议美国司法中的种族歧视和执法过度的运动，演化成这样的对立，让人怎不唏嘘？

达拉斯事件是本世纪美国发生的针对执法人员死伤最大的单一案件。集会人群中有二三十人携带了步枪和手枪，案犯枪响后，敌我难辨，警方动用机器人杀死嫌犯，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得州当年早些时候公开持枪刚刚合法化，合法持枪的州升至45个；年中即遭遇惨案，“公民的持枪权”成为吊诡辩题。翻阅当年的报纸，可在11日的《纽约时报》上找到时任总统奥巴马的悼词，“我们并没有所见的如此撕裂”（新闻标题），本质上是“疯狂的暴力和种族仇恨”，暴露了“美国民主的断层线”。这些说法还是太修辞了，既然裂痕已然看得见，又如何佯装亲密无间？

鲍勃·迪伦唱了50多年：“答案在风中飘摇，答案在风中飘摇。多少人死后人们才能知道，无数的性命已抛？”

不要踩着我

车停在纽约布鲁克林高架线下的巨大阴影里，街对面，塔吊和砂砾堆生硬地袒露在盛夏的烈日里。前面是纽约孟加拉国伊斯兰清真寺，门外聚着一群套着素色袍子的男女在叙谈，数名哈西迪犹太教徒穿着棉袍戴着厚圆毛帽低头急行。我略略有些时空恍惚，好在几个塞着耳机绷紧着细腿裤的白人青年，盯着手机像越过路障一般越过了我；而让我确知自己是在当下的纽约和纽约的当下的，却是面前的墙画《不要踩着我》（Don’t tread on me）。

真蒂莱（Gentile）先生有一处亚麻仓库，也许是觉得这个街区太过老旧沉闷，他请勒贝多在外墙上画了星条旗，差不多12米长，7米高。

2012年5月14日凌晨1点，监控显示一名穿着套头衫的年轻人在美国国旗上喷上了黑字：“爱国主义让我恶心”（Patriotism Makes Me Sick）。《布鲁克林日报》23日发了配图新闻，下面的跟帖纷杂，大致两派：反对派说“这该不是占领华尔街的那帮家伙派出的游击队吧？他们太热衷反对国家了。那些‘白左’怎么就那么讨厌祖国，非要搞什么全球化呢？”支持者也义正词严：“这个涂鸦干得好！他‘破坏’什么了？我的国满世界地轰炸妇孺、屠杀平民，屁民还在允许政府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这样的荒唐大单，这就‘爱国主义’了？”

在纽约，“爱国主义”的确是个有争议的词语。比如纽约是美国数量众多的“庇护城市”（Sanctuary）之一。所谓庇护城市，是指这些州、县、市制定了本辖区的法律法规，阻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针对嫌疑人员的任何执法。认为“非法移民是个非人道的概念”“国境线的存在是不合理的”“移民是人身自由的天赋人权”的纽约客，在这个观念激荡的大都市里不乏其人。既然地理的国界线是荒谬的，那么思想中的爱国主义自然就相当愚昧了。

然而，也有纽约百姓，比如这座亚麻仓库的老板，他的爱国几乎是本能的；也有勒贝多这样觉得爱国是责任和义务的“斗士”。污损他的国旗激怒了他，两周以后，勒贝多在墙画的左上角添上了“不要踩着我”，在右上角加上了进攻中露出毒牙的巨型响尾蛇。这两笔颇有来历：“不要踩着我”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格言，它压在一条盘曲着准备袭击的响尾蛇身下，印在正黄色的旗帜上，那是以加兹登（Gadsden）将军之名命名的美国最早的军旗。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响尾蛇还是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它的身下又被人涂上了黑字，从所写的“卡佩尼克”推断，应该出现在2016年后。卡佩尼克是现年31岁的橄榄球运动员。他在2016赛季的第三场季前赛前的演奏国歌《星条旗》环节，被发现没有站立致敬；第四场他改为跪下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坐着：“我不会起立向一面压迫黑人和有色人种的旗帜敬礼。”需要说明的是，卡佩尼克本人的生母是白人，生父是黑人，他从小被一对白人夫妇领养长大，卡佩尼克就是养父的姓氏。对卡佩尼克发起的“国歌抗议活动”，评价高度分化：2018年某国际组织授予他“良心大使奖”，更多的橄榄球星开始效仿他，号衫热销；同时，看到效仿者跪下和举起拳头，有观众离开赛场，电视直播的收视率下滑，包括勒贝多倡议的针对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抵制活动激增。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在各种讲法、说辞、组织和运动的人间风暴里，不少美国人惊觉，对这面旗帜公开而明确的憎恨开始流行；而宣泄着同样炽烈的爱与恨的，都是美国人民。

第四十五任美国总统

在欧美国家，教育水平较高、生活在大城市的优渥青年多少都有些理想主义，比较容易认同全球主义乃至向往社会主义；而文化精英和主流媒体又乐于将其立场过度投射，以致舆论虚幻高蹈；而对很多老百姓而言，自家的柴米油盐和自己国家的事情才更关痛痒。纽约作为美国的教育文化之都，理所当然是蓝色（代表民主党）的大本营，有趣的是，史泰登岛却是一块红色（代表共和党）飞地，满大街的星条旗就是纽约别处看不到的景致。

8月里，因为勒贝多，我接受了一次美国人民的“再教育”。6日下午我突然收到勒贝多的电邮，“快来，6点半我要搞个艺术装置，你一定会更感兴趣的！”等我赶到这个以白人工人阶层为主的街区时，一个差不多7米高的特朗普画像已经被竖起来了，他环抱双臂，T恤上写着“第四十五任美国总统”，勒贝多标志性的国旗图案赫然勾勒出“2020”字样。“这就是哥的意思，他必须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勒贝多的这种做派很多人看不惯，里士满历史古镇博物馆的哈里馆员就当面对我说：“他的政治表达走得太远了，画也算不上艺术，走过路过心不跳。”不过，这边的邻居似乎心跳了，都赶来帮忙，两位光着膀子赤着脚从泳池边跑过来。“我觉得还应该再大些，太酷了。”“他是啥党我不管，反正他的推特我都看得懂，不像那些家伙尽玩些虚活儿。”一问，一个是开垃圾车的清洁工，一个是修下水道的。

一名中年白人戴着海军帽从街对面走过来。“失业率不是降低了吗？我才不管他们要造多少种厕所呢？我只管我要付多少种账单！我就是愿意‘让美国更强大’。”他指着特朗普脚下小丑式的人像，“这丫脑子被打坏了吧？”因出演《愤怒的公牛》而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罗伯特·德尼罗，在6月美国戏剧界托尼奖颁奖仪式上，高举双拳，“现在不是要打倒特朗普，而是要操他妈的。”后半句的粗口被他重复了两遍，不少同行起立欢呼。老实说，当时在互联网上欣赏盛大典礼的我，是有难以名状的尴尬的。

勒贝多和德尼罗以及我遇到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和践行者。一众德尼罗式的美国精英和主流媒体把特朗普说成是美国所有不幸的罪魁祸首，而我更愿意相信事实很可能是美国种种的衰败以及非理性争斗，促成了特朗普当选总统。与其说是勒贝多们选了特朗普，不如说是特朗普加入了他们；你再去问问纽约的白领和公务员，有多少人投票给了特朗普却说投了希拉里，就会明白这座城里有多少双料确凿的虚伪与猥琐、激情与撕裂。

正巧读到刘擎教授的新作，请允许我抄录在这里：“有人想消除身份政治来建构公民政治的共识，有人想避开民族主义来重申世界主义，这些思路用心良苦，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能事与愿违，不是化解分歧而是加深了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