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古田会议与党的制度建设
党建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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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和作用。它在党和人民军队发展的关键时刻,科学地总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成功经验,肃清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不良影响,为把党和军队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指明了正确方向。这次会议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也成为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至今仍具有不朽的价值。在古田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本文着重梳理一下《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一个方面的突出贡献,即在党的制度建设上的卓越贡献。
当时,中共还处在幼年时期,人民军队还处在初创时期,各方面的制度还处在探索形成的过程之中。古田会议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为党的制度建设起到了奠定乾坤的关键性作用。
关于党的领导制度。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日。古田会议还批评和清算了削弱以致取消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思想,包括“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以下引文均见于《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115页。】除此之外,古田会议还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如明确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要求“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为确保党的领导,古田会议还专门就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作出决议。在这个决议里,确立了“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领导制度。决议还规定:“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这些制度规定,确保了在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军事领导部门与政治领导部门分工配合、有效率地开展工作。
关于党的组织制度。《古田会议决议》中的很多规定都涉及这方面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民主集中制方面。决议规定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并确立了以下原则: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决议特别规定:“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二是发展党员的标准方面。决议规定:“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需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决议还规定:“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三是党的纪律方面。决议规定:“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即:(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四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关于党小组的组成,明确规定:“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关于支部会议等,明确规定:“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
《古田会议决议》特别强调党支部会议的重要作用,规定:“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查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
五是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指导方面。决议规定:“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以上这些规定,形成了比较成熟和行之有效的党的组织制度,为思想建党奠定了牢靠的组织制度基础。
关于党的宣传制度。《古田会议决议》把宣传工作作为“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在当时实际上也是党的第一个重大工作。决议对宣传任务、宣传内容、宣传方式、宣传队的组织、群众宣传、对敌宣传等方面都做了制度性规定。
在宣传任务方面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
在宣传内容方面规定:“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古田会议决议》对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宣传内容都做了部署:“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有关妇女的宣传,决议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在对于青年的宣传中,决议指出:“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针对游民群众,决议指出:“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
在广泛的群众宣传基础上,《古田会议决议》还特别重视对两个人群的宣传争取工作,把它视为特殊的群众工作。一个人群,即“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另一个人群,就是对敌人营垒中的士兵的争取工作。决议规定:“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1)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2)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此外,《古田会议决议》还强调,优待敌方俘虏兵及医治敌方伤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
在宣传方式方面的规定,涉及宣传品、壁报、歌谣、绘画、化装宣传等各个方面。关于宣传品,决议规定:“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关于壁报,决议规定:“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1)国际国内政治消息;(2)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3)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关于编革命歌谣,决议规定:“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关于组织人才通过绘画做宣传,决议规定:“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决议对化装宣传也作了专门规定:“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为保证以上这些规定的落实,决议还提出:“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在组织宣传队方面,决议指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古田会议决议》对宣传队的组织作了周密而详细的规定:“甲、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乙、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同时,决议还对经费保障作了规定:“宣传队的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要求:“政治部应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由此可见,保持一支精干过硬的政治宣传队伍,并将其放在与组织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这样一个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与最大优势,古田会议功莫大焉。
关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古田会议决议》规定:“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这是因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不但规定了用什么样的材料教育党员,还具体规定了党员教育的方法,包括:“(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七)个别谈话;(八)批评;(九)小组会;(十)支部大会;(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十七)政治讨论会;(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还规定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并要“很艺术地编制课本”;具体规定了上政治课的方法,并对普通班、特别班、干部班的组织作了明确规定,还要求“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
《古田会议决议》对政治课的教授法也做了非常系统而周密的规定,包括:“(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综上所述,《古田会议决议》对于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宣传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等都做了系统的规定,紧紧围绕思想建党和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核心问题,从党的制度建设上回答并解决了建党建军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这些原则至今仍不失其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地位作用彪炳史册,它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与基本原则永放光芒。
【 李捷: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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