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黄梵：一次喊出即永远，自然比喊一万次更有力

不经意间作品指向未来

第一次知道达尔维什，是在2024年9月的佛罗伦萨国际诗歌节上。当我在节目单上查找自己的诗歌单元时，意外看到主办方的一项活动安排：集体朗诵以色列诗人阿米亥和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的诗歌。我又惊又喜。那时，巴以已深陷战火近一年，主办方却试图用诗来超越一切，点燃人类的共同意识，借诗歌的反思之力，去化解仇恨、实现和解。巧的是，我回国不久就作为嘉宾，参加了翻译家刘国鹏的阿米亥诗集分享会。阿米亥对耶路撒冷的复杂情感——爱与疏离感，让我感受到他诗歌的超越性。于是，我迫不及待找来达尔维什的《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想了解现代诗如何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扎根，并会给读者浇灌怎样的人类意识。巴勒斯坦虽然千疮百孔，但不乏世界一流的文化代表人物。巴勒斯坦裔的学者萨义德用《东方学》实现了李欧梵的“梦想”，给被西方知识压制到无法反思、将其叙事话语视为真理的东方知识分子树立了反思的榜样。我自己则受惠于萨义德的文艺著作，比如晚期的未竟之作《论晚期风格》。他重视主观释放给客观的那种创新，这让作品有再生性，并将之视为巴赫抵制时代艺术趋势的源泉。但艺术家在晚期，往往失去让主观与客观和谐起来的能力，不经意间会让作品指向未来。

我在达尔维什的晚期诗歌里也瞥见到了主观性的倾泻。比如早期的音乐性，像一个人的漂亮发髻，到了晚期突然松开，变得披头散发。达尔维什写于1966年的《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文中诗句除了另行标注，其余皆为薛庆国所译），诗行几乎是唱出来的，“带上我，把我当作悲伤陋室的油画/带上我，把我当作我悲剧诗篇的诗行/带上我，把我当作一个玩具，家园的一块石头”“她的眼睛和文身，是巴勒斯坦的/她的名字，是巴勒斯坦的/她的梦想与忧愁，是巴勒斯坦的”。但他离开人世那年出版的诗集《蝶之痕》，主观性已把音乐性冲得不知所措，“什么是意义？我不知道。但我也许知道它的反义词。意义的反义词是：服从于虚无”（《诗眼》），“多大的谎言——当我们说‘我们是例外’！//对憎恨我们的人谄媚，对喜爱我们的人无情——这是自大者的卑微，自卑者的傲慢！”（《从现在起，你不再是你》）。从他的晚期诗歌，还可以见到萨义德谈巴赫时说的“理性主题”，只是主题释放的对象不再是他一生擅长的意象，而变成了哲学的理性雄辩。

向传统索要一把钥匙

达尔维什一生的诗歌艺术主要由音乐性和意象创造出来。他1964年的诗集《橄榄叶》里就有这样一个神奇意象，为了表达面对占领的无畏，他说：“我的声音确实有一天喊过：‘我不怕！’/如果你们有能耐，那就施以鞭刑/快去追赶它的回声/它还在呐喊：‘我不怕！’。”这个回声意象，比重复一万遍的“我不怕！”还要有力量。当诗人说出“我不怕！”时，他后怕吗？后悔吗？回声恰恰帮我们打开了诗人的内心。“我不怕！”的回声，快速冲向四面八方，传达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不动摇，哪怕回声在远处衰减，你追上去听，它仍未变质，仍在拼命喊着最初的誓言“我不怕！”。回声意象给誓言添加了能抵御时间和距离减损的永恒性。一次喊出即永远，自然比喊一万次更有力。

达尔维什还用神奇的意象，把内心的痛和爱掰开来，让我们看见其模样，“在哀悼凤凰的挽歌中/我分不清我的灰和你的尘//一朵紫丁香的云，足以让猎人的帐篷/从我们的视线消隐”（《凤凰之死》）。他把灰尘意象一分为二，分为“我”的灰、“你”的尘。薛庆国在序里提及，达尔维什的初恋情人犹太少女丽塔，中学时对他关怀备至的犹太老师苏珊娜。所以，个人的爱与民族的对立，构成了他诗中的辩证法。“你”既是“我”的所敬所爱，也是与“我”族对立的民族，但“你”的尘和“我”的灰，合起来是灰尘，难分难解，有着共同的暗淡命运。“猎人”可以看作带枪的军人，因为头顶飘来一朵紫丁香的云，瞬间被美征服，恨意冰释，撤营回乡。这让我想起策兰在《死亡赋格》中的另一做法，他写纳粹军官给代表基督教的女子玛格丽特和代表犹太教的女子书拉密写信，展示军官的“多愁善感”，同时眼里又有冷酷到杀人的蓝色。

诗中多种悖论的彼此纠缠，恰恰揭示了美的现代困境：一旦丧失伦理，美也可以杀人。达尔维什则让美回到伦理和爱的怀抱，他写一朵云的美，可以让猎人放弃杀戮；写爱可以缝合对立，让灰与尘合为一体，这是向传统索要开门钥匙的心愿。记得《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同样让倒下的安德鲁公爵突然发现了天空之美，“现在终于看到了这么美丽的天空……除了这无边无际的天空，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严忠志译）。托尔斯泰说的美丽，尚未剔除传统的浪漫与伦理，仍是像故土一样的精神家园。面对枪一样无伦理的工具理性，诗人何为的问题就变得突出。达尔维什在《丽塔与枪》的第一行，就开宗明义点出了爱与恨的博弈，“在丽塔与我的眼睛之间……有一杆枪”，许多约会之后，他说“一杆枪……向她开火”，她的生命止于战争的恨。可是，他的爱仍在生长，仍试图跨越恨的藩篱，令他如薛庆国所说，能理解犹太士兵或许与巴勒斯坦士兵有着同样的心愿，“在他皮肤下镌刻了一个新的愿望：但愿鸽子能在国防部长大”“我要良心一枚，不愿填塞步枪”。毕竟，双方的士兵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彼此的人性、关切并无差别，“双方的士兵在他们的爱人面前说着相同的话语。而双方的死者直到最后才懂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死亡”（《共同的敌人》）。

诗歌中也照见自己

置身现代性的悖论困境，让诗回到爱和道义并非易事，这意味着要能超越身份的束缚。他早年在以色列海法和晚年在巴勒斯坦拉姆安拉等地的生活，按理说会让他的心灵分裂，成为自我消耗的双方，可他那“像芝麻一样纤小”的祖国，反倒让他发现了人类的共同意识。正如诗中所说，“我们有一个祖国，它没有疆界”“当祖国把我们抛弃给未知……它变得广大”（《我们有一个祖国》），“当我们明白自己不是天使，而恶也不是他人的专利，这时的我们才成为一个民族”（《如果我们想要》），“每一首美丽的诗篇……都是一种抵抗”（《诗眼》）。超越性来自对一切狭隘的抵抗，他已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大的诗歌共同体，“伟大的诗人，能让我在写作时变得渺小，在阅读时变得伟大/我在荷马、慕太奈比和莎士比亚的诗句之间漫步……”（《诗眼》）。是的，他说的就是诗歌要构建的共同文明，它自从被歌德等先贤憧憬以来，已俘获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说渺小，是因为他只是伟大共同体中的后来者；说伟大，是因为诗会让他脱离包围他的野蛮，成为文明的代言者。这样的歌喉无论在何时何地吟唱，都会给人终有出路的慰藉。我想，这也是国际诗歌节在战火纷飞的人类至暗时刻，集体朗读他诗歌的原因。

若说到吟唱和深入人心，他有和阿米亥一样的天赋，赋予现代诗以动人的歌喉和意象。他把道义和惩罚写得如此生动，“倘若橄榄树记得它的种植者/橄榄油定会化为眼泪！”“可是风的平原/不会给风的奴仆留一点庄稼”（《关于坚忍》）；他把童年和母爱的圣洁写得沁人心脾，“请用你洁净的脚赐福过的青草/覆盖我的尸骨”“我正慢慢衰老，快将童年的星辰还给我”（《致母亲》）；他把渴望、失落释放给常见的景象，使之成为动人的神奇意象，“夏日的云朵解不了/墙头夏草的干渴”（《歌曲与君王》），“一颗在树枝间乞讨的星星/不要把我遗弃”（《不要把我遗弃》），“沉默在变成斧头/成为星辰的画框”。他对叠句的使用贯穿一生，用来强化诗的吟唱效果。比如早期的《鸟儿死在加利利》，“我与死亡，在海关的门口/把枯萎之欢的秘密献给了你”“我与死亡是两副面孔/为何现在你要逃离我的面孔？/为何你要逃离？/为何你要逃离？”；比如晚期的《想想别人》，“当你准备早餐的时候，想想别人/不要忘了鸽子的食粮/当你投身战争的时候，想想别人/不要忘了有人正寻求和平/当你支付水费的时候，想想别人/不要忘记有人只能吮吸云朵”。这些在各种冲突压力中的吟唱，使得日常也含着神圣的道义，与其说我们在聆听，不如说我们从中也照见了自己。

黄梵，1963年出生。诗人、小说家、学者。已出版《第十一诫》《月亮已失眠》《浮色》《南京哀歌》《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中国走徒》《一寸师》《意象的帝国》《用绳子弹奏》《人性的博物馆》《阅读障碍》《日常的金字塔》等20部著作。

原标题：《作家黄梵：一次喊出即永远，自然比喊一万次更有力》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来源：作者：黄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