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徐宁俭: 不想升“县太爷”的母亲, 连选连任

徐宁俭 1963年生，1978年考入上海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曾在中国石油化学总公司宁夏化工厂工作11年，1993年调入上海某中外合作企业，辗转就职于电池、建材、化工物流等行业。有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一级造价工程师资格。现已退休。

原题

不要升职当“县太爷”的母亲

——回忆母亲几个小片段

作者：徐宁俭

一转眼，母亲大人永远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

母亲是浙江嘉兴人。母亲三岁失去她的父亲，是外婆一手拉扯她长大的，她是外婆亲生的两儿一女中，唯一长大成人的孩子。外婆给母亲起的小名是阿宝，可见有多疼爱她。

不知为何，母亲幼时非常想读书，那个年代，女孩子很少有进学堂的，十里八村就没有一家女孩子读书的。但母亲的读书愿望非常强烈。为读书的事情，没少跟外婆闹腾。至于闹到什么地步，外婆也许为了給她的阿宝留面子，没有全给我们说，只听外婆和老家的亲友都说，出门摇船去亲戚家，只要提到外婆不让她读书的事情，母亲就坐在船沿，两条腿伸在水中，不让船好好行驶。终于，外婆答应让她去读书了。

村上的乡亲，大都是本家本姓的，都说外婆宠爱女儿过头了，女孩子要上什么学？读什么书，有什么用？每次路上遇到母亲背着书包上学，都要调侃几句。“阿宝，读书去啦？读好书了，是不是可以去乘飞机呀？”多少年后，母亲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曾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会，回家后告诉外婆。外婆听后时不时说：“阿宝，你现在可以回他们，是的，阿宝在人民大会堂吃过饭了，阿宝乘过飞机了。”

母亲读书用功，成绩很好。1955年高小毕业，准备上初中。乡里的领导到家来做工作，现在有文化的女干部太少了，尤其是本乡本土的，希望她尽快参加工作，母亲就此告别心爱的学习生活，在本乡参加了工作。

母亲工作很勤奋，性格很开朗。那个时候，正是农村大变革的时代，初级社变高级社，高级社变人民公社，各种新的政策，新的要求，都需要农村的基层干部去动员，去推动。开大会，开小会，开各种各样的会。开会要活跃气氛，要歌颂领袖、歌颂党、歌颂那个时代。社员乡亲知道母亲歌好、嗓子好，就一个劲撺掇她，“阿宝，唱一个”，“阿宝，再唱一个”，三唱两唱，母亲的嗓子就唱坏了。

195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动员浙江省选派人员支援。嘉兴是杭嘉湖平原膏腴之地，农民重土恋乡，哪怕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外省，也很少遇到出外打工的嘉兴人。可支边工作宣传得非常到位，塞上江南，有水田，吃大米饭，人均十几亩地，那个年月老百姓还是非常信任政府的这些演说。最终，在嘉兴县动员了几十名稍有文化的青年农民。新婚不久的母亲，接到领队任务，带领这这些满怀美好期望的支边青年前往五千里外的大西北。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出差任务，没成想，闷罐列车在京包线上一过内蒙古包头，支边青年从小窗往外一望，遍地黄沙，少见人烟，好不荒凉，车内哭声一片。

到了宁夏，吃着馒头、面条，三天不吃大米饭就难过的嘉兴支边青年们，非常失落，大都觉得被骗了，闹着要回家。他们也知道母亲刚刚新婚不久，是不大会留下来的，就要挟她，如果你回去，我们也要逃回去。接收地的领导就做母亲的工作，希望她也能留下工作。母亲就答应了，是工作责任感使然，还是无奈，几十年后，我们也无从知晓了。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在嘉兴检察院工作了，温馨小家刚刚建立，母亲也刚查出有血吸虫感染，需要尽快治疗。听母亲回家说了在宁夏这样的经过，父亲爱妻心切，也只好答应一起去宁夏了。外婆不放心独养女儿，打点行装，也跟着女儿女婿，迁往她老人家做梦都想不到的大西北了。从内心讲，母亲还是希望有朝一天，能够回到生她养她的故土工作的。“文革”伊始，我们回老家和外婆舅舅生活在一起。父母亲在不多的收入中省吃俭用攒钱，乘火车硬座辗转回来，多次托原来的领导帮忙，想着我们姐弟的户口可以转回老家，都没有结果。

到了宁夏，风云变幻，60年代初的低标准时期、四清、文革，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那个年代是母亲是怎么度过的，吃了多少苦，我们姐弟三人很少听她提起过，留着我们记忆中的，都是她说的公社社员们的好，同事们的好。母亲经常下乡劳动，在怀我的临产期，还在乡下参加劳动，是县委书记看到她，下命令给她，才回家的。母亲从乡下回家当天晚上就生下了我。

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历史相当悠久，秦、汉时期开掘的秦渠、汉渠遗存至今，但大规模种植水稻还是要到1959年浙江支宁青年来宁夏并引进南方的插秧方式以后了。宁夏水稻插秧时水温很低，甚至早上水田有薄冰，在这样的水田里插秧，当地的农民，特别是妇女，都不肯下田。母亲当时在人民公社工作，为了动员妇女下田插秧，带头下田，不是做做样子，而总是和农民一起出工收工。母亲就此落下的老寒腿毛病，可能也是母亲最终没有像外婆一样高寿而早逝的一个原因。

文革中，作为公社副社长的母亲，是当然的“走资派”，受批斗是免不了的。好在母亲经常下乡劳动，工作兢兢业业，说话实实在在，干农活不惜力气，待人处事诚心诚意，社员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批斗会上，造反派让母亲挂在“我是走资派”的牌子弯腰站着台上，时间久了，母亲身体差，时间久了，就站不住了。底下参加批斗会的老乡就叫道“老俞，老俞，坐下来”，母亲就坐在高台边上受批斗。其实，老俞那个时候也才不到三十岁。

造反派在我家墙上打上大大的红叉，附近的地上写了母亲的名字，外婆不识字，有时候会踏过去，邻里有懂事的孩子告诉了她，外婆知道了，非常难过。为避开这些动荡不安的环境，为安慰外婆，母亲把外婆和我姐弟三人送回老家舅舅处。

1978年9月上旬，第四届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届会议距1957年召开的第三届，已经过去了21年了。在这次大会上，母亲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母亲见到了她崇拜已久的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大姐。回家后，家里陆续收到我和下乡一年的大姐通过“文革”后第二届高考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真是喜上加喜。那段时间，母亲的开心、自豪，几十年后，她的同事、亲友、我们的邻里都还记得。

1978年底，母亲工作的县，作为自治区基层选举的试点，民主推选和差额选举县长，需要一位女性候选人，县里本来的安排是一位县常委，也是女知青模范任副县长，大概也是有当无地把母亲放在候选人名单中吧。没成想，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母亲竟然高票当选。后来我们想，差额选举落选的那位，人品和工作也很出色，和我家多年后仍有交往，但文革结束不久，老百姓对年轻干部有一点抵触吧。而母亲不论作为公社副社长，还是商业局副局长、妇联主任，经常下乡劳动，结下的缘分和民望吧。

人大开会和选举的时候，母亲正在外地出差，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手机、微信非常方便，选举和当选的事情，母亲是一点都不知道。火车到站，接站的县委办公室车队司机，一口一个“俞县长”，一听司机这么一说，母亲受惊不小，这可如何是好。母亲自己觉得身体差，能力差，既比不上那位和母亲个人关系很好的落选者，又打乱了县委的工作安排，还是去找县委王书记，请他和县委决定，不要让自己干这个副县长了吧。

说起那位县委王书记，清廉守正，可以说是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我家里的老老少少还是有些意见的。每次省城单位、地区单位要求上调我父亲或母亲工作，他都要阻拦，工作需要啦，过几年这边工作有点起色再说啦，反正就是二个字，不放。

母亲到家后，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直接去找到县委王书记，要求他和县委研究决定，不要让身体不好，能力又差的自己当这个副县长。那位平时就非常严肃的王书记，听罢母亲一番哭述，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批评母亲，你当差额选举是儿戏吗？出去出去，尽快去交接工作。话没有说多长时间，书记办公室又来了一位县办磷肥厂的厂长，因体检查出肝病，要求离职休养，王书记劝解那位厂长，你们厂刚刚在你的领导下，有点起色，有病治病，暂时还不能离开。母亲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形，想想自己的身体，怎么也比那位厂长要好得多了，再也不好意思强烈推辞了。

老家的亲友得知母亲升任“县太爷”，都很为她高兴，觉得总算有位“大官”，可以在联系生意和工作安排等事情上出把力了。对家乡远道来的亲友乡亲，母亲总是竭尽全力在经济上给予帮衬，但涉及到原则的事情，就免谈了。母亲有个堂哥，是母亲两位亲哥哥早夭后，从小过继给外婆的。我们从小也一直和舅舅一家生活在一起，舅舅一家是我们姐弟小时候最亲的亲人。

舅舅的小女儿，希望靠姑妈能够在宁夏农转非，并安排一个工作，千里迢迢赶到塞上。可是，母亲按照她的不能违反政策的做事准则，只能帮着给外甥女联系一个临时的裁缝工作，既没有调动户口农转非，也更谈不上安排正式工作。这样过了几个月，母亲的小外甥女就十分失望地回乡了。

母亲在副县长任上连选连任，到第三届中途，因为到宁夏前已经得了血吸虫病，没来得及治，以至于后来变成血吸虫肝硬化，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住，觉得不能耽误政府工作，辞去政府职务后被安排到县人大上班了。90年代初，因我们姐弟三人都大学毕业后在省城上班，父亲也调入自治区纪委工作，母亲放弃所有的职务，调入银川市人大工作。

母亲没有什么职务要求，心态平和地在办公室做信访接待工作，总是不厌其烦地用她那一口几十年没有太大长劲的的江南普通话，跟来访的百姓解释政策啦，了解情况啦，再帮着向上反映啦。工作中，母亲可能也解决不了多少百姓反映的问题，但秉着一腔热情，真诚对待每一位来访者，总能使来访者的情绪有所平缓，事情有所缓解。

人大信访工作室就安排在办公楼的一楼走廊最外侧，正对着大门。担心到人大信访的百姓找人找地方不便，母亲就把办公室门一直开着。银川的冬天非常冷，冷风呼呼地吹，母亲本来就老寒腿，很怕冷，就裹个军大衣，坐在门口。

一次，有一位县里的老部属到市里来办事，很出乎意料地看到母亲这副模样，惊呼道“俞县长，你怎么坐在这里？他们也太欺负人了？”话没有说完，那位老部属就眼泪直流。

母亲回家后，把这个阿姨因看到她穿大棉衣坐在风口而难过流泪的事情，当笑话给我们讲。母亲真的是不在乎这些，她当时劝解那位老部属道：“这没有什么，工作需要，单位也没有欺负我，这边的同事都很好的，你放心放心。”

1993年，我调入上海浦东的一家中外合作企业工作，从此就和父母亲天各一方，只能利用假期回宁夏探望。每次回家，母亲总是要“批评”我太瘦了，要多吃、吃好，要胖一点才好。从小，母亲工作忙，离得远，很少给我们姐弟缝补衣服、打毛线衣。年老退休后，给我常念的一首唐诗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亲念这首诗的画面，是我永不忘怀的。

写于2025年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