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女性遭遇

《少女法哈》

在巴勒斯坦，有些故事不是关于炸弹和封锁的，但同样令人窒息。

它们发生在日光之下，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图书馆的书架间，甚至发生在屏幕上一串串无人看见的代码里。

这些故事的主角，是我们的姐妹、女儿和朋友。

故事的开头，往往很安静。

1

法蒂玛是一名大学生，她和其他许多女孩一样，在一个叫 “橄榄园” 的网站上写故事。

“橄榄园”的服务器在很远的海峡对岸，像一个应许之地，在那里，她们可以自由地书写爱、欲望和幻想。

她们管自己叫，织梦人。

法蒂玛的梦想很朴素。

她家不富裕，靠着助学贷款念书。她想用写作攒点钱，去看看传说中圣地以外的山川。

文字是她贫瘠生活里唯一的慰藉，是她为自己凿开的一道光。

灾难是从希伯伦城开始的。

2024年的夏天，希伯伦的警察们发动了一场名为 远井捕捞 的行动。

他们像捞取深井里的水一样，把手伸向了全国各地，抓捕那些在“橄榄园”织梦的女孩。

罪名是， 制作和传播非文学性物品牟利 。

什么是非文学性？什么是牟利？

在这里，界限变得像沙子一样模糊。

一个女孩，因为读者打赏的两枚数字硬币，被认定为牟利。

另一个女孩，完全是免费写作，抓她们的警察说，她的文字为网站带来了点击，也算是网站整体牟利的一部分。

这逻辑真可笑，就像说给餐馆端盘子的服务员，也要为老板的偷税行为负责一样。

2025年，纳布卢斯的警察也加入了这场捕捞，规模更大，网撒得更广。法蒂玛就是在那时被捕的。

那天，她刚收到研究生的录取通知。

警察直接进了她的大学，在同学们的注视下，跟着她去宿舍，翻查她的私人物品。

她说，那一刻脸都丢尽了。

她请求警察不要告诉父母，但学校为了让她本科也退学，直接通知了她的家人。

她那没坐过飞机的母亲，第一次远行，就是来学校接她回家。

她的研究生资格被取消了。

她有了一辈子都洗不掉的案底。

她哭着说：“这个书，算是白读了。”

她以为文字能改变命运，却没想到，文字指向的，是牢狱。

键盘还在，但敲下去的勇气，恐怕没有了。那些以为是桃花源的地方，原来只是待割的韭菜地。

2

莱拉的故事，则关乎一种更虚无缥缈的东西——荣誉。

她是拉马拉大学的学生。她和一个欧洲来的电竞选手发生了关系。

这是两个成年人之间你情我愿的事，本该只属于他们自己。

但那个男人，转头就把私密的视频发到了粉丝群里，还配上侮辱性的言论， 嘲笑巴勒斯坦的女孩“很容易被征服”。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网络。

是谁在羞辱巴勒斯坦？

是那个泄露视频、公然侮辱巴勒斯坦女性的欧洲人。

可结果呢？

那个男人安然无恙地离开了。

而拉马拉大学，却用一纸公告，开除了莱拉。

理由是，她与非巴勒斯坦男性不正当交往，有损了巴勒斯坦的圣洁。

真是奇怪。

一个外国男人的犯罪行为，没有损害巴勒斯坦的国格。

一个巴勒斯坦女性的私生活，却成了 国格 的污点。

最后惩罚了那个受害者，理由是，她要为那个罪行引发的后果负责。

仿佛莱拉的身体不是她自己的，而是民族的领土。

她的贞洁，被和国家的尊严捆绑在了一起。

当这片“领土”被“玷污”时，受惩罚的不是入侵者，而是“领土”本身。

这背后是一种多么扭曲又熟悉的逻辑。

它在规训每一个女孩：你的身体不属于你，你的性属于集体，你的任何一步行差踏错，都可能背上叛国的罪名。

3

萨米拉的遭遇，发生在一间图书馆里。

在比尔宰特大学的图书馆，一个男人坐在她对面，做着不雅的动作。

萨米拉感到被侵犯，她悄悄拿出手机，从桌子底下拍了视频，作为证据。

她以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保护了自己。

但当她把这件事说出去后，网络上的声音却变了味。

有人说她是偷拍，是诬告。

他们不去指责那个在公共场合行为不端的人，反而质疑她的动机。 他们说她小题大做，说她想毁掉一个男生的前途。

她明明是受害者，却被审判为加害者。

她用来保护自己的证据，成了她心机深重的罪证。

她的恐惧和屈辱，在别人的嘴里，变成了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

那一刻，萨米拉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一个女人的眼睛和她说出的话，是多么没有分量。

她们的遭遇，像三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身边那些看不见的 墙 。

这些墙，不是用混凝土和铁丝网建成的。

它们由一些更古老、更坚固的东西构成，比如 荣誉、体面和沉默 。

我们被告知要提防边境的士兵和天上的无人机，却没人告诉我们，也要提防身边人的目光，和那些以保护之名行伤害之实的权力。

当一个女孩因为写下欲望而被捕，当一个女孩因为一次性爱而被开除，当一个女孩因为取证反抗而被污蔑，她们的痛苦，和那些在战火中流血的痛苦，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都是在告诉你：你不重要，你的身体不属于你，你的声音无足轻重。

这，或许才是巴勒斯坦女性 最深、最日常 的悲剧。

作者｜蛙蛙和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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