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我的抗战(十七) 将革命进行到底(大结局)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凭借着飞机大炮，撕毁双十停战协定，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由此全面爆发。同年10月，战火遍及全国各大解放区。

由于敌强我弱，全面内战的第一阶段，蒋介石是战略进攻，我军处于

战略防御。但我军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集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迅速发生了变化。1947年2月，经过8个月大小160余次战斗，敌人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而变成了局部的重点进攻。

到1947年7月，解放区战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同蒋介石集团的积极作战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的斗争，汇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我华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相继发起大规模攻势。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形势。

1948年7月14日，中央军委要求，战争第三年歼敌正规军128个旅（师）左右，把战争继续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党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此，要求全军在第三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时，敌军被我军分割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上，他们为了避免在分散和野战中被歼，被迫实行所谓的“重点防御”，畏缩在各大城市中。

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战略决战达到了高潮，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

转战辽沈

辽沈战役是伟大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是东北我军1948年9月12日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进行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

我于1948年2月离开嫩江省军区，调到四野骑兵师任师长。当时伍修权同志找我谈话时说；“由于战争需要，四野准备组建一个骑兵纵队，因目前条件有限，只能暂时组建一个骑兵师。组织决定由你任骑兵师的师长。”当时我没考虑职务高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我刚调到骑兵师，就同政委牟永春、副师长钟明彪、参谋长刘峰按照上级指示，到锦州以东的大凌河、沟帮子，黑山一带执行割断沈阳同锦州敌人的阻击任务。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还有第九纵队，驻守在北镇一带。

同年8月，骑兵师部队进行改编，分配到各个纵队。骑兵师机关干部调回哈尔滨另行分配工作，我被调到独立八师任师长，

该师政委是邹衍同志，副师长是蔡久同志，参谋长是张中同志。部队从3月份就执行围困长春的任务，驻守在长春东面的二道河子防线。

当时东北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受到我军1947年夏、秋、冬三次强大攻势打击，被迫龟缩回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一方面妄图依靠这些具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又准备撤回关内加强华中防御，正处于或撤或守举棋不定的困境。

中央军委、毛主席着眼于全国战局的发展，早在1948年2月，就在给东北野战军的指示里，提出了封闭蒋介石军队，在东北各个歼灭的预想。同年9月7日，毛主席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在9、10两个月或再多一点的时

间内歼灭锦州至居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为此，“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拨锦之敌。”

9月10日，东北野战军确定辽沈战役的部署是：以8个纵队零4个师对付锦州范汉杰集团，分别包围歼灭义县至昌黎段北宁线各个较小的孤立据点之敌，相机攻击两锦（锦州、锦西）、山海关或心德；以三个纵队（欠一个师）位于沈阳以西地区，以两个纵队位于沈阳以北地区，共同对付沈阳卫立煌集团，并阻止长春敌人突围，以一个纵队及9个独立师包围长春之敌，并阳止其南逃。

这时的长春尤如大海中的孤岛，陆上交通被我军全部切断，这时的长春尤如大海中的孤岛，陆上交通被我军全部切断，10万守敌成为瓮中之鳖。由于我军长达七八个月的围困，城内的粮食吃完，燃料烧尽。城里的老百姓饿死不计其数，连稻糠、酒

糟也成了军粮。没有烧柴扒房木，房子烧完了烧电线杆，电线杆烧光了烧马路上铺的沥青。敌人派飞机空投粮食和物资的一部分投到我军阵地上，成了我军的“慰劳品”。而投到城里的物资，一落地立即被国民党士兵哄抢一空，政军士气低落，军心不稳，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为了瓦解敌人的军心，我军一方面在前沿阵地上广泛宣传我军的宽大政策，另一方面在出城的各个路口上设立了接待站，摆上大粥锅，接待从城里逃出来的群众和投诚的国民党官兵。

我围困长春前线总指挥肖劲光、政委肖华、副指挥陈伯钧、参谋长谢培炎得知敌人企图突围这一情况后，共同研究确定了引蛇出洞，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命令长春东面的我独立八师、独立九师部队撤出二道河子防线，在长春以南的大南屯地区埋伏，准备在郑洞国突围后，将其消灭。我和邹衍政委率领部队撤出二道河子防线后，由独立七师洛华生的部队接替防务。

几天后，郑洞国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命令六十军曾泽生率部队从二道河子方向先东后南突围。因我军敌工人员在六十军的中、下层做了大量宣传工作，造成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国民党六十军和蒋介石嫡系新七军之间在粮食、物资困难的条件下，矛盾更加尖锐。六十军士兵吃高粱米、豆饼、酒糟，而新七军吃大米、白面，突围时，六十军打头阵，所以，厌战情绪很浓，士气萎靡不振，战斗力不堪一击，突围不力。

当策反条件成熟时，总指挥部派潘朔瑞同志潜入长春做曾泽生的起义工作。这时锦州已被我军围攻，沈阳、长春也危在旦夕。曾泽生看到长春兵临城下，弹尽粮绝，四面楚歌；自己又受排挤，部下军心涣散，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前途无望，而起义会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于是决定率部起义。

1948年10月17日晚上，曾泽生的部队将所有武器放在原阵地不动，步行出城接受我军的整编，由我军接替了六十军的阵地。我军进城的部队有3个师，即独立六师、七师、十师。我独立八师、独立九师又连夜返回二道河子防线，接应起义部队。

9月18日凌晨，国民党新七军的部队刚从梦中醒来，发现东线防务的部队换成了解放军，顿时心惊胆战，一阵慌乱。这时我接到指挥部的命令，避免和敌人正面接触，尽量不发生流血冲突。9月19日，郑洞国宣布投降。当天国民党新七军全部放下武器，在长春东面的原国民党航校等待改编。事后敌人飞机轰炸了二道河子地区。

围困长春胜利结束了，敌守军十万全部起义、投降。长春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我独立八师、独立九师立即出发奔赴营口，阻截国民党军队从海上逃跑。我军各部队从长春出发，路经伊通，昼夜兼程，一天走120多里路。战士们虽然十分疲劳，但打

了胜仗情绪十分高涨。当部队走到抚顺的时候，接到上级的电报：锦州、沈阳之敌已全部被歼。辽沈战役胜利结束，部队原地待命。战士们听到辽沈战役胜利的消息后，一片欢腾，互相拥抱，欢呼声响彻云霄。

第二天，前线总指挥肖劲光、政委肖华在抚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长春包围战的经验。肖劲光同志在会上说：“解放东北，消灭全部东北的守敌，这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震撼了南京，而且震动了华盛顿，我们打了一

个大歼灭战。全军指战员艰苦奋战，流血牺牲，昼夜行军，同志们辛苦了！”整个会场上下响起了雷呜般的掌声，同志们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肖华同志接着说：“长春包围战这台戏唱的好，有装老旦的，有演大花脸的，有唱青衣的，有声有色。我军能和平解放长春，与瓦解敌军工作相关，显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特别是俘虏政策在今后的作战中，还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次会议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各独立师分编到各军。我独立八师编到四十七军为一六O师，参加平津战役

天津战役是战略决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是我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在平、津、张地区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之敌已成惊弓之鸟，是守是逃犹豫不决，处境十分困难，敌人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所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采取了“固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待时变”的方样，将其全部兵力50余万集中于北京、天津、张家口长约300公里的狭长交通线上。

我军要不顾一切疲劳，迅速秘密入关，插入平津线各点之间，采取“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切断敌人南逃退路，在整个部署完成之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各个歼灭敌人。同时决定利用傅作义企图派人与我谈判拖延时间的机会，将计就计，准备同他谈判，以稳住敌人，不使其下决心逃走。

现在回忆起来，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是何等的英明果断。

辽沈战役结束后，按照四野指挥部的指示，一六O师从抚顺出发，经沈阳、新民、黑山到达辽宁的北镇县。在这里我见到了四十七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我报告一六O师全部到齐，介绍了全师部队的情况。

梁兴初军长谈了下一步部队的任务，他告诉我和政委，辽沈战役结束后，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立即进关，打下北平过年。所以部队马上进行休整，病号、伤员、家属统统留在东北。四十七军是进关的先头部队，进关路线：由北镇出发，经冷口进关。

我回到师部后，由师党委决定，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进行了行军部署。部队出发前进行了政治动员和纪律教育，要求战士们要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严格掌握行军速度，因为这是一次较大的战役机动，部队较多，所以要保持行军队形，不要将队伍插乱，各部队之间要互相联系、互相帮助。

大约在1948年11月下旬，我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挥师踏上了入关的征途。

辽西地形狭窄，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长年战争，这里的道路、桥梁大多都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我百万大军入关时，一路上遇山有路，遇河有桥，连路边的汽车防空棚也搭好了。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为大军迅速

入关创造了有利条件，人民盼望着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盼望着全国的胜利解放。我们每经过一个村子，人民群众都夹道欢迎和欢送。因为部队一般都是夜间行军，老百姓打着灯笼、火把迎送部队。天天都能听见锣鼓声、鞭炮声，到处都能看到欢送大军入关的标语。每到休息的地方，群众腾出最好的房子，烧好热

水，把战士们接到屋里。粮、米、油、盐、菜都事先准备齐全，部队一到马上就可以做饭。支前队、担架队伴随大军一同开拔，这壮观的场面只有在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出现，真是举世无双的人民，举世无双的军队。

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我东北野战军于12月初秘密进关，完成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役部署，形成了对北平、张家口之敌的包围，并割断了北平、天津、张家口各大要点间的联系。

我一六〇师按照上级的指示，在北平、天津之间的廊坊车站设防，炸毁了杨村铁路大桥，其任务是阻击从北平增授天津的敌人，保证四野主力攻打天津。

1948年12月22日，我军遵照毛主席关子“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指示，华北野战军向新保安发起了强大攻势，先后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等地，歼敌10万余人，1949年1月14日，我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向天津发起总攻。天津守敌司令陈长捷企图

凭坚顽抗，我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部署，经过两天的激战，全歼守敌13万余人，生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宣告解放。

天津、张家口等地解放后给北平守敌很大的震动。北平在我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下，敌人更加孤立，陷入欲战无能、欲逃无路的绝境，

1月16日，我一六O师从廊坊出发开始问北平靠近。晚上，军里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攻打北平的作战部署：我和邹衍政委参加了会议。会议室的中央放着北平市区的沙盘，墙上挂着地图。会上，军长首先介绍了敌人驻北平的兵力部署情况以及我军

在北平周围的分布情况，而后部器了各师的任务。我一六O师的任务是：从南面的永定门方向经天坛向城中心发动进攻。最后军长指出：北平是个古城，这一仗不好打，我军有各种火炮一万多门，每门炮打一发，炮弹合起米就是一万多发，这一万多发炮弹

要毁掉多少名胜古迹，要炸坏多少房屋建筑，要死伤多少人，要把这座闻名中外的、古老而又壮丽的古都都炸烂了。

然而不用炮兵，那么据守在北平的12万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又是一个难以啃掉的骨头。所以各部队一定要密切协同，保持通讯联络，明确部队到达的位置和炮火摧毁目标，要按规定的进攻路线前进。

会上，军部向各部队发了先锋队的旗帜，我和政委也领了回来。但我和邹衍同志交谈，估计北平有和平解放的可能。

1949年1月14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1月16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牒，明确指出：其出路是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否则将以

“精确战术”攻城。在这种情况下，1月21日，傅作义将军与我军达成协议，宣布接受我军和平改编。

第二天，我接到军司令部的命令，北平和平解放，为阻止敌人南逃，一六O师迅速向西运动，在北平南面地区设防。部队立即出发，强行军到达李各庄一带，把守永定河大桥。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了。这次战役历时60多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古都北平和平解放，200万居民得以免遭战火之苦，北平的全部文物古迹完好地保存下来。

我军进城接防后，四野师以上干部集中在北平开会。记得，1月31日我军进城那一天，北平的工人、学生和居民，打着红纸旗夹道欢迎，半空中悬挂着横幅标语：欢迎解放大军进城。人群队伍高呼着口号，伴随着锣鼓声、鞭炮声在天空中回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古都北京城。

挺进中南

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使敌我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出一派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

1949年3月5日，我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党中央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的工作方针。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支战斗队，同时是一支工作队，要学会管理城市，恢复生产，发展工商

业，而且还要学会同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作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斗争。

在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组建了上干队，队长是第四野战军

司令员兼任，我从一六O师调到上干队任副队长。上干队培训的学员主要是各军的师、团以上干部，有100多人，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我从一六O师调到上干队任副队长。上干队培训的学员主要是各军的师、团以上干部，有100多人，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

第四野战军于同年4月组建了南下工作团，团长是邵式平同志。下设3个分团，每团有3000多人，主要成员来自北京、天津的进步大、中学生。这些学生在我军进城前有的参加了我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解放后纷纷报名参军。其中有燕京大学的、北平大学的、南开大学的。南下工作团由上干队的干部担任各级领导。我被调到第三分团任团长、政委是徐懋雍、副政委杜兴垣、秘书长石磊。

在北京住詹坛寺（现国防部），集训了3个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的道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革命理论。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和王明亲自到我三分团作过讲演。

1949年7月中旬，四野工作团三分团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出发前我们来到天安门前召开誓师大会，朱总司令前来作政治动员。大家高呼着口号：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江南父老兄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我们南下工作团先到河南开封市，大约住了一个多月。这时，开国大典的喜讯传到这里，当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终于被推翻了。整个开封沸腾了，人们跳跃着、欢呼着，激动地流下了高兴的热泪。

10月上旬，我南下工作团三分团来到了汉口，住在英租界，我向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汇报了南下工作团三分团的干部和部分学员的情况。陶铸副主任指示：“你们来得及时，因部队过江进展迅速，各地都需要干部。我们研究分配他们的工作。”

住了几天之后就接到出发的命令。那天黑云翻腾，天连雨、雨连天，冒着瓢泼大雨，乘此时机，安全地抢渡了波涛滚滚的长江。

我带领三分团来到了广西之后，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广西分校任第一副校长。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同志兼任校长。严泗海同志任第二副校长，副政委姓郭，政治部主任是王占同志。军大主要招收广西地区的青年，为部队和地方培训干部。全校5个大队，各大队下设6个中队（其中第六中队为女全队），有学员3000多人，学期为一年。该校为广西培养大批军政干部。

广西剿匪

1949年我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蒋介石看到战局大势已去，急忙把嫡系部队通过海、空撤到台湾等岛屿，等待时机梦想东山再起，反攻大陆。而李宗仁、白崇禧的残余部队，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有的瓦解投降，有的被消灭，有的逃到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区与当地反动武装勾结变成了土匪，妄图隐蔽起来，与我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抗到底。

1950年8月，我从广西军大调到中南铁道运输司令部任副司令员。司令员由中南铁路局局长郭维城同志担任。中南铁道司令部设在湖南的衡阳。主要任务是撤回从金沙江至都匀的铁路路轨。这段铁路的路基质量太差，弯度过大，坡度过高，两台机车只能带动8个车皮，因此必须重新修建。工程的第一步是将原线路上的路轨扒下来，修建从柳州、南宁至睦南关的铁路。因当时广西省省会在南宁，所以当务之急是沟通柳州至南宁的铁路交通。

修建柳贵线，从1949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由中南铁道司令部直辖的5个团的部队与一部分技术人员承担工程的主要任务。这项工程十分艰难，除技术力量不足、设备简陋、生活艰苦外，还不断地遭到土匪的袭扰和肢坏。

1950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叫嚣要在不久的将来占领整个朝鲜并占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在台湾也大肆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反攻大陆的日子到了。白崇禧在香港对记者说：共产党打败了我的正规军，打不了我的地下先遣军，我留在大陆的这些钉子，将配合国军一同打回南京。

广西等地的土匪，看到国际形势的变化，认为时机已到，由蠢蠢欲动到十分猖狂。在我南下主力部队撤出的一些地方，土匪勾结当地的反动组织，乘我工作队人少、力量不足之机，搞武装叛乱。一些地方的人民政权遭到破坏，土匪杀害我革命干部的惨景不堪入目。不少村庄成了废墟，见不到一个人。由于多年战争的摧残，加上土匪的抢劫，这里的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当地物价不断上涨。在南丹地区一头牛只能换上18斤盐巴。

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保卫人民刚刚得到的性利果实，完成柳贵干线的修建任务，我们一方面加强当地土改工作队的力量，在人力、物力、武器弹药等方面给予援助；另一方面，部队在宣传教育群众的同时，与土匪展开坚决的斗争。

在剿匪的初期，战斗打得比较艰苦。这里的土匪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枪打的又准。大部分土匪都是小股活动，身穿百姓服装，混在群众之中，住在山洞里，行动神出鬼没。广西地区地形复杂，山高林密，山洞密布。有的山洞长达几里路，有的山洞从这边能看到那边的太阳，有的山洞有多处出口，有的山洞流水像一条小河，因此，只听枪响看不见人影。这里的山路都是盘山道，敌人利用这种地形常常打我们的伏击。所以我们在剿匪初期受到一些损失。

土匪在当地嚣张已极，恶毒地散布什么“不久国军就要打回来了，共产党长不了”，“谁要跟共产党跑，就灭他

九族”等等，敌人的反动宣传蒙蔽了不少群众，许多人不敢和我们接触。

为了取得剿匪的胜利，首先从群众工作着手，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我们告诉群众，军民团结起来把土匪消灭，汽车路修通了，许多商品和物资能运进来，地方土特产能运出去，广西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富裕起来的。我们人民解放军不但能打国民党的正

规军，也能打土匪。这些土匪不消灭，天下不能太平，人民无出头之日，还要继续受压迫。

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教育部队要遵守群众纪律，吃菜给钱，老乡的牛、马、猪、禽一律不准动。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部队再困难也要关心群众的疾苦。

广西省人民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这说明山多雨多，太阳一出来热的受不了，北方人生活不习惯，不少人发生症疾病，部队百分之七十的病号，过去说轻伤不下火线，现在是轻病不算病，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做工作，群众逐步清

醒了、觉悟了。后来不少群众给我们介绍土匪的情况和活动规律，有的人给我们带路，送情报。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剿匪斗争有了较大进展。我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有时把部队分散开，消灭其小股土匪，也有时把部队集中起来，消灭其大股

土匪。在肃清土匪的地区，重新恢复了人民政权。

面对这些胜利，敌人恼羞成怒，企图在广西的南丹县对我军进行一次较大的报复行动。当时我军在南丹的部队已有一个营，光有枪、没有炮，援兵路途遥远，而敌人集聚了四五千人，妄图消灭我南丹部队，攻占南丹县。

在获得准确情报后，中南铁路运输司令部进行了周密的作战部署，决心在南丹地区彻底消灭这些土匪。在敌人行动前，我们首先派了一个团的兵力，还调去了一列装甲车，一个炮兵连，利用夜间秘密进入南丹，同时用火车运进大批粮食、轻重机枪、各

种火炮及充足的弹药。我率领部队乘火车来到南丹地区，请当地军分区金成江司令员派一个步兵团协同作战，共调集部队4000多人，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我做了战斗部署后，兵分三路向南丹县进发。

南丹战斗开始后，敌人疯狂地向我进攻，可是攻了半天也攻不进去。而我军炮火猛烈，装甲车在铁路上开来开去，以猛烈的火力打死打伤不少土匪。敌人逐渐知道上当了，我军以一个团的兵力，用大口径炮打了三天三夜。土匪死伤惨重，从半夜两点钟开始分散撤退。这时我们的部队分多路进行追击。由于敌人不是小股部队活动，目标较大，一举打垮了顽匪。

南丹战斗以后，我军继续猛追猛打，土匪逐渐土崩瓦解。

1953年4月，我随总参师以上干部赴朝考察实习团前往朝鲜战场。在朝鲜4个多月的实习考察中，我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屠杀朝鲜人民的滔天罪行，并再次亲身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战斗生活。

1957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返回我战斗过的可爱的家乡——黑龙江。先后在省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结束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军委曾多次号召“老同志在晚年写回忆录是光荣的政治责任。我对于党交给的这项政治任务，随着岁月的流逝，感到更加紧迫了。在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关怀下，责成其办公室落实了协助我撰写回忆录的具体方案。从1985年5月，由我口述，赵亮、王晓兵同志进行整理，到1987年6月全部脱稿。

这部回忆录重点记述了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光辉战斗历程，同时对参加全国解放战争的经历也作了扼要的叙述。这长达17年的两次革命战争，前者取得了全国抗日战争、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后者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家王朝，解放了全中国。从而，中国的社会性质、面貌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变化。

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和美好的未来，在两次革命战争中有无数的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是两次革命战争的幸存者，有责任把我们这个英雄集体创造的伟大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代。虽然我的经历有限，知情不多，又事隔四五十年之久，但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反复思索、推敲，

力争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完成了撰写任务。

如果这部回忆录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对我将是最大的欣慰。然而，由于事隔多年，没有保存足够资料，全凭回忆，所以

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知情的同志们给予补充、指正。

在这部回忆录的撰写过程中，陈雷同志在百忙中为我写了序言并校阅了全部稿件。王景、金宇针、刘文新等同志不仅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在审稿中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上述单位和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备注:王明贵将军所著抗联回忆录《踏破兴安万重山》,发行量很小，以至于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本书。2005年6月22日，王明贵将军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