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大炮轰开闭关的大门，试图与大清建立当时西方主导的国家关系。清朝有自己的国家关系观念，那就是附属国、朝贡国、蛮夷国这三类。西方各国不属于前两类，在清朝看来是蛮夷之国。其他国也没有平等相处的资格，更不要说西方这种蛮夷国了，没有和大清平等相处的资格！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都不让夷人进城，更不要说见皇帝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其实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清朝是想把五口限制在通商范围内。西方政府想让领事进城，商人进城经商，广州作为早期惟一的通商口岸，反而是反入城最强烈的，厦门、福州、舟山的贸易几乎可以忽略，洋人入城几乎被完全阻挡。咸丰帝对外国人的强硬态度，更强化了官员和当地民众的反对。所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人除了在上海能按照条约执行外，其他四个口岸西方人根本进不了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害怕见夷人，躲在热河病逝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打进京城，咸丰帝跑到热河，直至联军离开京城，咸丰也没有返回京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北京条约》有面递国书的条款，在咸丰看来，夷人一开始就是要进城，要面见地方高官，现在还要见圣上。天朝皇上可不想与蛮夷见面，更不要说还有公使驻京，和蛮夷不能在同一片区域生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同治帝继位，西方已经有了驻京公使，本来按照条约要向皇帝亲递国书，清朝以新皇帝太小，太后不方便见外人为理由，拒绝接见西方公使。驻京的公使想亲递国书也不可能，一些公使只能将国书递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实际上还是没有改变原来天朝与蛮夷的国家关系观念。
1873年西方公使才觐见了同治皇帝
1865年，法国代理公使要求见皇帝，奕䜣不敢做决定，让要大臣讨论，结果还是认为不遵守清朝礼制就不行，清朝的礼制不外乎三跪九叩。即使是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也认为不能改废礼仪。
1872年，同治帝大婚，意味着皇帝掌握权力，成年了，也就不能以年幼拒绝了。第二年西方要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李鸿章认为现在拒绝，以后也无法拒绝，不如现在就见。
和西方国家围绕觐见礼仪谈判了几个月，中国的三跪九叩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三鞠躬也是不行的，折中就是西方公使五鞠躬。
1873年，同治帝在紫光阁接见了五国公使。清朝在接见地点上又耍个小花招，紫光阁不是皇宫，以往是接见藩属国的地方。大约满足了清朝上下的天朝心理，说夷人被羞辱了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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