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一飞：从“三普”菜鸟到“四普”中坚

从“三普”的文保小菜鸟，到“四普”的中坚力量，这条路，龚一飞走了近20年。宝安区文物管理所、区博物馆、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三普”后勤保障，区博物馆筹建，文化遗产月策划，《宝安历史地名》编篆，文物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直到这次全国铺开“四普”工作，他又冲在第一线，带领队员寻找城市文脉，守护城市记忆。

深圳宝安区，龚一飞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标注着密密麻麻红点的地图。这些点位是团队10多名队员近一年来复查及新发现的文物登记对象，粗略估算超过400处，其中两处尤为瞩目——全国第一家村级股份公司旧址新桥街道万丰股份公司大楼，以及石岩街道台湾工业村门牌碑。

“相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对象范围显著扩大，除传统古建筑、古遗址外，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遗产、反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历程的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点，都被纳入重点关照视野。”龚一飞向记者介绍。作为宝安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下简称“四普”）领导小组办公室实地调查组组长，龚一飞深知此轮普查中改革开放文物的重要，尤其深圳正在申报历史文化名城，这些“老东西”，都是城市文脉的重要见证，普查队员们不仅在丈量土地，更在打捞城市发展的集体记忆。

“那栋三层小楼曾诞生全国第一家村级股份公司，现已用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墙皮翻新过，风貌有变化，但混凝土梁柱里还藏着80年代的钢筋。”龚一飞回忆起在新桥街道万丰社区实地调查的场景，阳光透过窗口投下斑驳光影，仿佛在诉说集体经济萌芽时的热烈。而石岩街道台湾工业村门牌碑，见证着早期台商在深圳投资的足迹。

这些线索的发现并非偶然，比起“三普”，“四普”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队员们披星戴月实地走访。在沙井街道，队员们还找到香港爱国人士陈荣根早年捐建的荣根学校，据街坊说，“这栋楼培养出好多大学生呢！”如今，这所上世纪80年代末建成的学校仍在使用，黑板上的粉笔字与窗外经过的“Z世代”构成奇妙的时空对话。

文物认定的过程，往往是保护与发展的博弈。一旦定为文物，就可能会影响到旧改计划，村民代表拍着桌子问“文物能当饭吃吗”，这样的场景在普查中并不少见。本次万丰社区股份公司旧址被列入新发现线索，龚一飞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与社区协商“活化利用”方案，大概会是最优解决方案。同时，也令他再次感叹文保知识普及的重要，而这些正是他和同事的工作日常。文物的保护，并非是要冻结历史，而是要找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比如石岩羊台山片区新发现的与东江纵队活动相关的遗址，是否可以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都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在新时代要接受的挑战和考验。

相较2008年启动的“三普”，“四普”的技术手段已今非昔比。龚一飞和团队用上了无人机测绘和360度全景录像设备，不仅文物环境细节、调查流程能被一一记录，以便后续内业工作时通过电脑360度还原现场场景，无需再为细节争议重返现场核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360度全景录像设备还可灵活运用在禁飞区和年久失修的围挡建筑，对建筑上空进行清晰的鸟瞰图或内部环境拍摄，数据库系统则让文物信息实现动态更新。

虽然技术革新，但贯穿“三普”与“四普”的传承精神没变。龚一飞还记得刚入行的领路人——宝安区文物管理所孙明老师，传授的文保理论和实践真知，对还是新人的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龚一飞又将自己多年来坚守文物普查、修缮、保护工作的积累，向年轻队员倾囊相授。伴随宝贵经验一起代际传承的还有文物普查工作者的坚守精神，正是这些，支撑实地调查组成员们完成每月20多天的野外作业，守护那份头顶骄阳勘察工业遗存的执着，深入腹地寻找革命旧址的冲劲，在城中村迷宫巷道里穿梭的坚韧。

“今年8月，国家文物局将启动‘四普’第三阶段认定工作，宝安区的这批线索将经过专家评审、区领导小组审议、市级复核、省级抽查等层层关卡，后续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龚一飞并不讳言，有压力也有期待，“‘三普’时没以主力身份参与，很多现场没有抵达，一直是我人生的遗憾，希望抓住‘四普’机会好好弥补。”

深圳晚报记者 赵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