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曾志写信给毛主席：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现在却没有军装

1973年某一天，北京的夏日正悄然退去，62岁的曾志在家中依然感觉有些许热意，她吃过晚饭，没有出门纳凉，而是轻轻打开一只旧木箱，再次拿出那几件被岁月侵蚀的旧军装，抚摸了许久。

很快，曾志的目光长久停留在那早已褪色的绑腿布上。而这些物件，是她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无声见证者，如今再次映入眼帘，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不过，令曾志遗憾的是，此刻她自己的衣柜里，竟没有一件崭新的军装。

就在去年，在广东农村劳动多年的曾志被调到了西安，并且在临潼干休所生活。

据悉，这是兰州军区直属干休所，几栋两层的小洋楼均掩映在树丛中，环境幽雅洁净，很适合修身养性。

而那里除了曾志是周总理特批的地方干部外，其余20多人都是离休或靠边站的军队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员韩练成、装甲兵副司令员程世才等人。

然而，虽然在那里曾志有了自由的呼吸空间，也过上了有条件的生活，但有一件事却耿耿于怀，那就是其他党员都有军装穿，而她却没有。

要知道，1928年期间，曾志就跟随朱德、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是当时红军中为数不多的三十余名女性之一。可以说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军装是她最珍视的身份象征。

而曾志也不曾忘记，1928年春天在湘南起义中领到第一套灰色粗布军装时的情景。当时她剪去长发，穿上军装，那份自豪感和归属感油然而生，一度成为她革命生涯的开端标志。

尤其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虽然军装磨损严重，但她和战友们自己动手缝补，透过那些层层叠叠的补丁，每一针一线都映照着她们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曾志，湖南省宜章县人，她15岁时便加入了共产党，16岁结婚，17岁生下大儿子忍痛送了人，20岁生下第二个儿子被换了工作经费，她长期在闽东苏区工作，多次死里逃生，绝对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值得一提的是，曾志与贺子珍还是闺蜜。

1934年，当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曾志因伤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而在闽东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一套军装就成了她最珍贵的财富。

她清晰记得当时自己将相对完整的一套军装让给了一位重伤员，自己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继续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指挥战斗。

后来革命胜利后，曾志身居要职，却从未因功自傲。尤其令人动容的是，无论职位如何变迁，她对军装的朴素情感从未改变。

那么眼下曾志又复出工作，其实她完全可以按制度领取一套军装，但她没有搞特殊，而是选择提笔给毛主席写信，坦诚表达了一个老红军战士内心最朴素也最庄重的心愿：“主席，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现在却没有军装。”

可以说这封短信，没有诉求待遇，没有抱怨不公，只有对红军战士身份那份刻骨铭心的珍视。

据悉，当时毛主席收到信后也深受触动，立即指示相关部门特批曾志一套崭新的65式军装。

而当新军装送到曾志手中时，这位经历无数枪林弹雨的老战士，指尖抚过领章和鲜红的五角星帽徽，不禁潸然泪下。

因为这套军装，不仅是对她个人身份的确认，更是对无数为革命献出青春与生命的红军女战士群体的深沉致敬。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在回信中还做出指示，如果曾志愿意留在西安，就在省委安排她的工作，不愿意可以调回北京。

可以说当曾志一听可以回北京工作，简直兴奋的像个小孩子，这可是她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问题，如今就要变成事实了，内心怎么不会欢呼雀跃。

就这样，曾志全家带着几件必要的行李，在陕西省委刘秘书的护送下搭火车赴北京，结束了整整一年的临潼干休所生活。

后来，曾志一家被安排在老年干部支部过组织生活，日子总算又安稳下来。

晚年的曾志，衣柜里始终挂着两套军装：一套是崭新的，代表组织给予的荣誉与责任；另一套是旧得不能再旧的，承载着烽火硝烟中不朽的青春与信仰。

而她也经常对家人说：“穿上军装，我就还是那个跟着队伍前进的女兵。”

由此可见，真正的信仰无需金玉其外，其实它早已融入血脉，化作灵魂深处永不褪色的精神标识。

1983年，曾志从中组部工作岗位退下来后，便忙里偷闲抓紧时间开始写回忆录。

当时为了求真求实，她不顾身体不适。尽量自己构思框架，自己动手撰写。但是后来由于年岁已高，实在气力不支，就改由她口述，由几任秘书根据录音进行整理，而有些部分则是引用了当年的文献材料、总结报告和工作简报等。

最终，1993年，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曾志终于完成60余万字的第二稿，但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修改了。

到了1997年秋天，虚弱不堪的曾志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但她我常常因想到那尚未修改完成的书稿而难以入眠。于是她又以坚强的意志，经过三个月的辛勤工作，形成了回忆录的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