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底片上复苏人与城

◎像玉的石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暑期档”会有三部相关题材影片登陆院线，近日上映的《南京照相馆》因聚焦南京大屠杀，或许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一部。

所有以大屠杀为题材的作品，都要面对阿多诺那句著名的判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虽然阿多诺谈论的是纳粹集中营，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写同样也可以与其发生某种对话。当然，作为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与牺牲并最终取得反法西斯胜利的一方，我们不需要进行德国式的反思，但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该如何理解和呈现暴力，又如何书写暴力碾压之下具体的人？

照相馆的升格让历史显影

抗战题材的华语电影很多，但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并不多，近年的院线剧情片包括《南京！南京！》（2009）和《金陵十三钗》（2011）。前者对大屠杀进行了全景式书写，在恐怖暴力中交错着中日双方军人和普通人的生死命运；后者对屠杀多为侧写，叙事焦点在于特定空间中各色人物面对具体冲突时的抉择。

从许多方面看，《南京照相馆》对于这两部影片都有所承袭，并且实现了叙事技巧的提升。最明显的，《南京照相馆》的片名继承了“南京”这个最重要的符号。影片中的照相馆实际上有一个朴实而美好的名字——吉祥。当吉祥照相馆变成南京照相馆，意味着它从一个普通的商业场所变成了民族历史记忆的承载体。然而，更巧妙之处在于这种“升格”并不是被强行赋予的，而是通过全片的核心意象“照片”顺理成章地实现的：吉祥照相馆中拍摄冲印的照片记录了南京市民平凡生活中最具有纪念意义的重要时刻；而南京照相馆冲印的照片则成为法西斯残酷屠杀南京市民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罪证。

在影片的结尾，那些在故事推进过程中保护过身边之人又最终惨死、牺牲的无名的人，重新在相纸上慢慢显影、定影、干燥，他们的面孔和名字由暗转明、由模糊转为清晰，“南京”与“吉祥”便在影像之中再次交汇。南京城亦如是，挹江门、夫子庙、紫金山、玄武湖，在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的风景影集中因其无知而成为无名之地，最终通过南京普通邮递员苏柳昌的声音，它们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名字。

影片同时通过“照片”这一核心意象整合了前述两部影片的叙事结构。一方面，主要人物之一伊藤秀夫作为摄影师需要全方位拍摄战场以配合日军的战争宣传，因此通过他的行动轨迹和相机镜头，大屠杀得以正面展现。《金陵十三钗》“只见十三钗而无金陵城”的遗憾在此得到了弥补。另一方面，邮递员苏柳昌、翻译王广海、照相馆老板金承宗一家四口、龙套演员林毓秀以及普通士兵宋存义，由于机缘巧合聚集在了吉祥照相馆，影片的核心情节便是他们如何通过替日军冲印照片换取生存机会。戏剧冲突的起承转合紧张而严密，各个人物形象立体、弧光完整，由此《南京！南京！》中“南京人的故事失于潦草”的不足也得到了改善。

受害者也有自己的故事

《南京！南京！》选择以日本军官角川正雄作为主视角来讲述故事，他的移动轨迹串联起了军官陆剑雄、教师姜淑云、医生秘书唐天祥、舞女小江这几个主要人物。这种叙事方式虽然对中国观众的观影情绪构成挑战，但运用得当的话则能够对战争和暴力本身构成极其深刻的反思。

然而影片在此出现了叙事的失衡：角川正雄作为军官的服从性和作为人的良知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他在放走一对中国父子后开枪自杀，此时他的人物形象与弧光是非常完整的；但中国军民的故事在角川正雄的视角中则只能构成一个个片段和截面，因而显得面目模糊，甚至形象刻板。换句话说，几位主要人物不仅仅成为战争暴力的受害者，同时也在角川正雄“观看的权力”中成为停滞的、缺少能动性的客体。

这也是包括战争和大屠杀在内的有关暴力的影视作品所共同面对的世界性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伦理问题。置身于暴力之下的人，是不是只有他们的反抗、牺牲和死亡才是值得书写的？他们除了是受害者之外，还是谁？他们曾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有过怎样的喜怒哀乐？

在这样的追问下，《南京照相馆》最可贵之处正是影片为讲述普通南京市民的故事所付出的努力。苏柳昌是一个平凡的邮递员，日军入城，他和所有人一样想要尽快逃出城区；但他也有着普通人的同情心与责任感，因此才会为了替一对老夫妇寻找女儿寄来的信而错过逃亡的卡车；他有一些急中生智的小聪明，在伊藤秀夫将他误认为照相馆店员的时候将错就错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也有着普通人的胆怯，因此才会与金老板争夺伊藤秀夫留下的保命字条。

林毓秀是一个爱做梦的龙套演员，珍藏着她与著名女演员胡蝶出现在同一画面的剧照底片；她有着明显的道德瑕疵，与王广海有婚外情并指望对方与妻子离婚；但她同时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帮过自己的军人宋存义。

宋存义原本是南京城的警察，战争开始临时被编入了军队；为了活命他当了逃兵，在城内东躲西藏地逃避日军对中国军人的围剿；但最终为了保护吉祥照相馆这个避难所中的其他人，他豁出自己的性命杀死了日军派来的照片冲印师。

照相馆老板金承宗有着对自己冲印技术的自信，老板娘赵宜芳有着彼时普通人对女演员固执的偏见……所有的人物，都在只言片语中、在不经意的行动中，相对完整地呈现出了自己的故事。他们不仅仅是在暴力、屠杀与战争中死去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活生生的人，有着各自的过往与鲜明的个性。

更重要的是，围绕着照片的拍摄与冲印，中日双方的人物不但从情节上更加紧密且紧张地扭结在了一起，同时也建构起更为微妙的权力关系，从而突破了战争中施暴与被害的简单关系。这不仅表现在伊藤秀夫由于不懂得冲印技术而必须依赖吉祥照相馆，也表现在活下来的人最终拿起了照相机。当然，影片结尾，林毓秀拿起照相机的时刻，到底是见证还是复仇，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还要留给观众自行解读。

如何呈现让人不忍直视的暴力

当然，影片也并非没有遗憾。不得不说，影片主创仍然没有处理好暴力的影像伦理问题：如何呈现暴力才能成为对暴力的抵制。这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影片中，爸爸妈妈在面对屠杀时，哪怕下一刻就会死亡，依然会捂住孩子的眼睛；但大银幕前，在暑假里许许多多坐进影院的孩子，又该如何“直视”那份血腥与残酷呢？与《南京！南京！》前42分钟对暴力的无节制复现相比，《南京照相馆》其实已经相对克制，但我们仍然需要想一想，镜头中所有的斩首、刺杀、枪决都是完全必要的吗？全景式俯拍镜头中的尸山血海，面孔模糊的人群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是完全必要的吗？法西斯的残忍暴行需要被控诉，但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呈现方式呢？

2023年，美国、英国、波兰合拍的影片《利益区域》，将镜头对准奥斯维辛指挥官全家在与集中营一墙之隔的花园洋房的日常生活。影片中的暴力皆是侧写：遥远但频繁的枪声、指挥官靴子上的血、隔三差五送至军官们家中来路不明的皮草珠宝等等，全片弥漫着一种平静的毛骨悚然。该片自有其争议和遗憾之处，但也确实探索了一种新的讲述方式，或许是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