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性中寻回主见

读书介绍：

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依赖于单一视角来观察、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越来越不利于个体去有效应对问题了。

真正的独立思考是伴随风险的，但是打破常规不但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而且可以创造更多机会。

本刊特约 姚斌/文

所谓主见，就是独立见解，是指个人对事物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后形成的明确观点和主张。知名经济学家、投资者维克拉姆·曼沙拉马尼在他的《主见》一书中指出了保持主见和丧失主见带来的不同结果。

21世纪充斥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面对着数据和选择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最优的决定、一个最佳的选择和一个正确的答案。然而，当我们失去了主见，尤其是将“思想外包”给专家和技术，甚至AI时，我们可能就很难得到一个最优的决定、一个最佳的选择和一个正确的答案。

这就是《主见》所要解决的问题。

广阔视野胜于深厚专业

“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在现实生活中，专注于一个点的专才与追寻事物间多种联系的通才是不同的。像刺猬那样的专才在学术界、医学界、金融界、法律界和许多其他专业领域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特定的学科领域中，他们的高度专门化和专注化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在大多数行业中，人们往往更愿意为专精成果埋单，而非广博的观点。然而，其狭窄的思维方式也让专家们忽略了其专业领域之外的发展。

常规的经济学逻辑认为，选择越多越好。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选择本身存在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缩小我们关注范围的信息过滤器是如此重要。当面对数百袋薯片时，我们通常不会通过计算出哪一袋薯片的大小、味道、形状、价格和健康度最完美，来选出最能带来幸福感的那一袋，而是会因此陷入分析瘫痪状态。

专家经常难以理解一些复杂多样、相互关联的现象。那些运用专业知识却形成误判的专家，其学术声望也因此岌岌可危。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1929年声称股市已经达到一个“永久性高位”，人们将迎来一个长期利好的牛市。结果，随之却出现了股市大崩溃的惨烈情景，连带他自己也一同埋葬在“大萧条”的洪流中。

专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很有贡献。然而，在当下，处理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系统性思维。问题所在的情景至关重要，它在结构上超出了那些具有专业知识之人的关注范围。在我们的世界中，事物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在发展过程中却能迅速而深刻的相互影响。因此，狭窄的视野和刻板的解决方案已经不再适用。我们需要的是情景化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以广度弥补了深度的不足。

深厚的专业知识需辅以广阔的视野，否则，在面对相互矛盾的数据时，人们可能通过诡辩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艾伦·格林斯潘曾公开承认自己的世界观存在“一个缺陷”，正是因为学者和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一致支持有效市场假说，才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美国次贷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足以表明，尽管市场在大多数时候可能是有效的，但有时它们也会失效。

通才更善于驾驭不确定性。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菲利普·泰特洛克发现，专家在其专业领域进行预测竟然不如非专家准确。他由此得出结论：在寻求预测的准确性时，最好求助于“狐狸型”人物，因为他们博学多识，擅长在各种传统中汲取灵感，并且接受模糊性和矛盾性。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依赖于单一视角来观察、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越来越不利于个体去有效应对问题了。

《商业周刊》在1929年11月2日报道说，华尔街崩盘不会导致大萧条，因为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劲”。美国数字设备公司总裁肯·奥尔森在1977年声称：“人们没有理由想要在家里拥有一台电脑。”而微软前CEO史蒂夫·鲍尔默在iPhone问世之前曾说过：“iPhone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它对商业客户没有吸引力，因为它没有键盘。”很显然，预判的结果都不是如他们所言。

坚持狭隘的焦点可能代价高昂，转移焦点才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益处。在商界，“局外人”的观点往往更有价值，因为核心管理团队之外的人士可能会提出新的想法，并就团队正在做出的关键假设提出质疑。事实上，2017年进行的一项针对战略调整的公司展开商业分析发现，在所有帮助公司成功完成战略转型的CEO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的经验似乎与转型的业务无关。最具魄力的变革型领导可能在其当前所处的行业中没有任何经验，比如重塑了零售业的杰夫·贝佐斯就是一名来自金融业的领导者。

在《商界局外人》中，威廉·桑代克描述一系列非传统的CEO的商业故事，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兼CEO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精彩故事。1963年，格雷厄姆46岁，丈夫去世后，她出人意料地接任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CEO，一跃成为《财富》500强公司唯一的女性CEO。从1971年公司首次募股到1993年她卸任董事长，华盛顿邮报公司股东的年复合回报率为22.3%。而标准普尔为7.4%，同行均值为12.4%。当沃伦·巴菲特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时，格雷厄姆就把巴菲特引入董事会，开始极具前瞻性的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并通过在其他行业开展收购业务，推动公司实现业务多元化。

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我们驾驭未来的能力却因关注范围窄化而受损。我们越是将视线集中于眼前所见，就越会坚定地相信所见即所得。如此，就难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窠臼。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中，广阔的视野可能胜于深厚的专业知识。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很少存在非黑即白的情况，我们需要独立思考和判断，而不是遵循死板的规则。

我们并非倡导完全摆脱对专家的依赖，但我们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之间取得平衡，并理解专家的局限性。专家的关注点可能聚焦而深入，我们要有的放矢地借助专家和技术。在专家看来合理的建议未必有利于我们达成自己的最终目标，但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专业指导与自己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专家的每一种观点本质上都是不完整的，只有作为使用者的我们才清楚自己的需求，所以整合的任务只能自己完成。当我们将专家提供的素材碎片一块一块拼贴起来时，要始终记住每一块碎片都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为此，我们必须学会让专家随时待命，而不是将他们的建议奉为圭臬。

在深度和广度间取得平衡

以整体的系统观而非局部视角来思考大有裨益。一个系统由各个部分相互联结、相互作用而成，还包括能够形成闭环的逻辑回路。因此，在系统内，一部分的牵动可能会对另一部分产生影响。虽然许多人将这些影响描述为意想不到的结果，但系统思维者却认为他们能够认识并预判另一部分的结果。

格雷格·伊普在《源风险》一书中探讨了过度专注将会增加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的概率。他认为，从金融稳定器到金融堤坝，我们在安全机制上获得的成功会让我们过度自信，致使一些暂被平息的小问题累积起来，最终导致更大的灾难。例如，总是扑灭偶尔的小型森林火灾会导致灌木丛生，最终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大规模火灾。

在金融领域，长期的稳定反而会导致银行需要承受更多的风险。事实上，这就是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即长期的稳定繁荣必然会产生不稳定因素，因为处于稳定状态的行为主体会难以避免地对不断增加的脆弱性视而不见，从而使自己将要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当做了更多安全措施时，人们会倾向于做出更多危险行为。这是因为他们不再将注意力放在需要小心应对的危险之上了。因此，基于现代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学会接受模糊性，并学会如何应对各种情景中可能出现的状况。我们必须思考多种未来可能性，培养创造性想象力，将不可避免的意外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系统性思维的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反馈循环，这是狭隘的专注方式可能会错过的部分。因为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如何导致我们试图避免的问题。我们需要后退一步，拓宽视野来查看整个系统，而不是局部。但现实往往令人遗憾，我们所设想的许多解决方案正在使问题复杂化。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的说法，但这是很少见的。事实上，我们的决策几乎都是在其他条件与他人不相同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需要定期评估我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反馈。

将看似无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并加以重视，是一种促进真相快速浮出水面的有效方法。在福尔摩斯最著名的故事之一《银色马》中，故事的开头是一匹珍贵的银色马在一场重要比赛的前夕失踪了。第二天早上，它的驯马师被发现死于非命。接手该案件的福尔摩斯前往现场协助调查。抵达后，福尔摩斯迅速解除了格雷戈里探长和警方重点关注的菲茨罗伊·辛普森的嫌疑。“夜里看门狗的古怪”，成为福尔摩斯破案的关键。看门狗在案发当晚没有吠叫，这是所有人都忽略的异常行为。

格雷戈里探长和警方关注的是“发生了什么异常事件”，却忽略了“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事件”。真相就是驯马师计划用手术刀切伤马的部分肌肉，让它不着痕迹地输掉比赛。探长和警察之所以无法破案，是因为他们过度聚焦于某些事情，没有更多的注意力去关注其他事情，比如瘸腿的羊、昂贵的衣服以及在案发当晚安静的看门狗。

专注终极目标而非最优解

我们确实拥有很多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自己拥有多少选择。当我们在各种选项之间做出抉择时，会遵循一种力求最优解的人类本能的指引，这也是经济学赖以形成的人性基础。但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和关联性时，试图找到最优解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并不会每次都成功。在寻找最优解的过程中，我们总会轻易放弃“还不错的”，努力寻找“更好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产生更深的迷茫。

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指出，人类受限于“有限理性”，即我们的优化能力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所掌握的信息、计算权衡的能力，以及做出决定的有限时间。在这些现实因素的制约下，达成绝对优化是几乎不可能的。然而，即便完美决策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人们对它的追求也有增无减，因此造成了广泛的决策困境。西蒙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我们应该学会“知足”，而不是“永无止境”，这意味着即使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我们也应该做出“足够好”的选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将我们的关注焦点放在正确的地方，这有助于确保我们的财务状况稳定安全。许多投资经理会告诉我们，应该聚焦于考察相对回报，据此来评判他们的表现。我们对他们考察的重点是他们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跑赢市场，而不是我们所获得的实际回报。当某种资产的指数上涨40%，而我们的回报只有30%时，我们就会感觉太可怕了；而当某年指数下跌40%，而我们的投资只损失30%时，我们就感觉太棒了。然而，投资损失保持在30%时，我们是否真的感觉棒极了？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鉴于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所以会将焦点集中在优化回报上。这种现象是一种现代投资的错失恐惧。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即大部分投资经理跑不过他们的业绩基准。

查尔斯·埃利斯在一篇题为《东方快车谋杀案：次优表现之谜》的论文中认为，整个投资环环相扣的系统过于狭隘，以至于投资者无法看到应当关注的全局性目标。如果不把投资管理的具体任务转变为创造回报的终极目标，问题就不太可能获得改善。埃利斯还认为，在投资领域，玩家关注短线获利，这种任务导向的趋势对以长线获利为终极目标的投资取向造成了很大威胁。

随着行为金融学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投资者已经从疯狂追求最优解逐渐变得合乎逻辑且理性化。这是有理论依据的。基于我们的“有限理性”，我们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最优解，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合理的目标。如果将这种逻辑应用在投资领域，它就被称为基于目标的投资行为。基于目标的投资方法，将我们的焦点从赢得一场战斗转向赢得整个战争，它既不鼓励贪婪，也不追求虚幻。专注于终极目标而不是最优解，这种方法与传统智慧背道而驰。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风险量，存在一个能够使收益最大化的最优投资组合结构。为了获得更多的回报，你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或者说，如果你只愿意承担更低的风险，就应该只能期望更低的回报。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在风险和回报之间存在的需要权衡利弊的关系。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给定了特定的风险容忍度的情况下，这个理论逻辑上是从收益最大化的概念衍生出来的。

指数基金的创建者约翰·博格从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以终极目标为导向的心态。他的终极目标是以最低的成本提供多样化的基金，他关注的是长期发展。博格指数基金最终大获成功，管理着美国人数万亿美元的资产。但是，曼沙拉马尼为此特别警告：被动投资背后的逻辑依赖于两件事——准确的价格和拥有的一切——但这些并不总是正确的。

被动投资策略是一种很好的通才逻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太多人开始做被动投资时，被动投资作为一个好主意的逻辑就崩溃了。想像一个所有人都身处其中的被动投资世界：股票的涨跌取决于流入和流出，好公司和坏公司的股价都会随着资金流入而上涨，随着资金流出而下跌。价格准确的前提，即支持被动投资的基础被打破了。如果每个人都被动投资，价格就会失去基础。事实上，被动投资隐含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在不考虑股价的情况下买卖股票。但如果没有积极的投资者，价格发现过程就会崩溃。

长期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独立思考，忽略噪声。投资者需要成为一个逆势者，明白大多数人不会独立思考，反而让金融媒体管理他们的焦点；同时需要抛开热门股票和投资娱乐业的诱惑，想想什么对其风险承受能力和个人目标有意义。伟大的突破通常皆源自于独立思考。

面对铺天盖地的选择，优化决策的所有要素都在暗示我们存在一个完美的选择，它能带来最好的结果。这就让我们总是害怕会错过这个完美的选择。但由于我们无法进行优化每一个决策，所以只能抱着极高的期待向那些比我们更了解决策领域的人寻求帮助。然而，貌似能解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专家和技术，本质上是具有局限性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存在致命的结构性缺陷。最终，我们得到的只能是次优选择。

由于专家和技术不甚了解我们的决策领域和终极目标，因此我们只能优化我们所面临的即时任务。的确，他们能够帮助我们赢得一场或数场战斗，但如果无法完成终极目标赢得整场战争，阶段性任务和战斗的胜利就丧失了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始终保持以终极目标为导向，不要让专家和技术转移我们自己目标的目光。真正的独立思考是伴随风险的，但是打破常规不但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而且可以创造更多机会。

包括我们自己的视角在内，每一个视角都包含偏见，是不完整的。所以，使用多个视角从多方面反复验证就非常有意义。这也是查理·芒格的格栅思维所蕴含的基本道理。由此，我们需要共情他人，并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内扮演不同的角色，反转视角进行事前分析，都是有助于消除偏见的策略。我们应当时常抬起头来看看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断质疑那些被认为“真实”的假设，独立思考，而不是盲目地依赖他人的意见。

（作者系资深投资人士）

本文刊于08月02日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