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为什么喜欢上海？

这篇是几年前写的，我很喜欢这个选题。后来我又陆续看到些新的材料，也很能诠释这个题目，因此做了增添和修改，重新发出来。

每个人都有一座他最喜欢的城市。邓公从没有明确说他最喜欢哪里，但从1988年到1994年，他曾连续七次在上海过春节。许多人都说，邓小平有上海情结。

上海的冬天也不暖和啊，他为何喜欢去上海？而不是更暖和的南方，或是回老家四川？

图为邓小平观看东方明珠模型。

01

邓公在上海有回忆。想象一下，一个来自川东农村的少年在100多年前，顺长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会带给他怎样的冲击和印象？

1920年9月5日，时年刚满16岁的邓小平，跟着八十多人的留法勤工俭学队伍，第一次来到上海。

上海与四川截然不同。作为开埠最早的中国现代城市，上海当时已是联通东西方的一个窗口。

黄浦江边有高楼大厦，江上有新式轮船，可以说既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也代表着当时最为优渥的物质文化条件，只是没有代表最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那还是一座被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掌控的上海。

这批留法学生的到来，一度是颇为轰动的新闻。报纸管他们的留学叫“放洋”，管这些学生叫“探险远征军”。

有个名叫《时事新报》的报纸，附上了所有留法学生的名单，其中邓希贤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大概是他一生第一次上报。

他们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个星期，当年9月11日，年轻的邓希贤从黄浦码头登上了开往法国的“盎特莱蓬号”邮轮。

后来“文革”时期，“四人帮”搞了个“风庆轮事件”给小平同志找麻烦。小平同志跟他们吵架说：

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

图为“盎特莱蓬号”邮轮

02

邓公在上海有感情。1927年12月，在法国吃苦、在苏联受训之后的邓小平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虽然他只有23岁，但已任中央机关的秘书长。这个职位当时相当关键，因为只有他掌握中央在上海的所有秘密据点。

那是一段快乐和危险并存的日子。在上海，他和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结了婚，喜酒是在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的。周恩来夫妇、王若飞、李维汉等都参加了。

关于他的这位新婚妻子，有老同志回忆说，张锡瑗是北京人，白净的脸，很秀气，人温柔得很。邓公多年后还“沉思般”地说过：

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婚后大约有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就住在楼上楼下。身边是新婚的妻子，楼上是要好的兄长。邓大姐回忆说，经常能听到楼下邓小平夫妇的笑声。

如果说人生有四季，那段时光就是邓公个人生活中的一段春天。

图为当年上海同孚路柏德里的中共联络点

然而好景不长，1930年初，张锡瑗在上海的宝隆医院因产后并发症而去世。刚从广西百色起义前线回来的邓小平，亲眼看到了妻子的离去，他们的孩子后来也没保住。

邓大姐说，张锡瑗的死令小平十分悲痛。由于广西军情紧急，邓小平来不及安葬妻儿就重返前线。

邓公年轻时活泼多言，后来渐渐寡言少语。通常经历过大悲大喜的人，往往就会变得波澜不惊。

03

十几年后，邓小平终于又回到上海。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夜，邓小平来到苏州河北岸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里是解放军的临时指挥部，解放军将在第二天正式入城。

改天换地，有的人支持，有的人不支持。旧势力扬言说：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则进不了上海。邓小平协助陈毅，让旧势力尝到了无产阶级铁拳的滋味。

据资料记载，当年的6月7日，邓小平决定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取缔美元的非法流通。军管会的一位同志回忆了当时的决策过程：听完我们的汇报后，邓小平同志立即命令，有关军政机关对这一货币大投机场所加以歼灭性打击，说完便匆匆起身走了。

在上海的时间不长，却是邓小平第一次去管理一个大城市，他对许多细节都记忆犹新。

有一次他跟陈毅一起去参加活动，刚出办公地点的大门，在重重警卫的簇拥下，小偷竟然偷走了他胸前别着的一支派克牌钢笔。这件事直到他的晚年，还“耿耿于怀”地说：

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

04

邓公喜欢上海，也很欣赏上海人。

我感觉邓公欣赏的人具备两个特点，一个是有知识，一个是够聪明。这两个特点，正是搞改革开放所需要的素质。

大家知道，最初搞四个经济特区的时候没有上海。但是80年代其实还有一个开放的大动作，是1984年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那一个名单当中有上海。

图为小平同志接见座谈会代表。

当年的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沿海城市座谈会。会后小平同志接见会议代表时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

搞这个开放啊，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领导。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

选明白人当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这个话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不论是领导人才，还是技术人才。而在那时，上海就是全国人才最富集的地方。

次年2月，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西郊宾馆跟上海的老同志们谈话，其中就说到一句话：

上海人脑筋活，最容易培养。

05

到晚年时，邓公很少过问具体的事情，唯独对上海尤其浦东的开发反复谈及。原因在哪里呢？

他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他说：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打王牌、走捷径，显然是太值得关注和投入的事情。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有更深一层的解释，他讲到：

上海浦东和深圳...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

邓公说话有两套体系，一套是生活体系，如“白猫黄猫”；另一套是战斗体系，如这个“做标兵”。标兵是用来对齐的，既是样板，也是一个标准，是一个人可以引导带动一大片的。

图为小平同志在贝岭公司讲话。

那次他来到做芯片的上海贝岭公司视察，这个公司是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发生地点。参观过程中，他看到公司的一台先进设备，意味深长地问旁边人：

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邓公对上海的看重，主要不是个人情感，而是“战略情感”。

翻开《邓选》或《邓年谱》的尾声，你可以看到邓公的确像一位总设计师，督促着上海的工作进度。当工作进度拉满甚至超出想象时，设计师会产生什么情绪呢？会高兴到诗兴大发。

1993年12月，邓小平来到南浦大桥，看到浦东热气腾腾的场面，从不作诗的老人家不禁当场念诗：

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由此可见，即便是对伟人而言，光靠设想也无法带来十足信心，实践才是信心的根本来源。

所以邓公晚年每次的上海之行，也可称是信心之旅。

06

在《邓小平与上海》这本书里，最后记述了一个珍贵的情节。

说是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结束上海行程准备乘列车回京。不知道是预感到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来还是怎样，已经送他上火车了，已经都告过别了，小平同志又把上海两位负责同志叫上火车，谈了十分钟。

在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邓公说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

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最后一次机遇，上海一定要抓住这个发展的机遇，你们要有勇气。

这确实就是他最后一次来上海，也是他留给上海最后的话。

参考资料：

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注这个传达室

更容易看到我的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