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抓住了半夜偷红薯的女人,她却不跑,后来才知是我走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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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跑?”我盯着被那个我抓个正着的女人,心里满是疑惑。

“跑什么?”她平静地看着我,手里还握着刚挖出来的红薯。

那是1970年的深夜,月光把她的脸照得很清楚。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偷红薯的女人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

01

1970年的秋天,我叫李建国,二十二岁。从城里下乡当知青已经三年了。

分到手里的那块红薯地有两亩大小。在那个年代,红薯就是命根子。填肚子全靠它,没了它就得饿肚子。

可这地方总有人半夜来偷。白天看好好的,第二天一早去看,准少了几垄。

“建国,你那地又被人偷了。”隔壁老王摇着头对我说。

“偷了多少?”

“少说也有十几个红薯。再这样下去,你冬天吃什么?”

我心里也着急。这些红薯要撑到来年春天,少了十几个就意味着要多饿几天肚子。

“我今晚去守着。”

“守着有什么用?那些偷东西的都是半夜三更来。你一个人能守得住?”

老王说得对,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红薯被人偷光。

那天晚上,我带着一床破棉被,还有一把铁锹,摸黑来到红薯地。

月亮很亮,把整块地照得清清楚楚。我找了个土堆躲在后面,眼睛死死盯着红薯地。

秋天的夜里很冷。我裹紧棉被,打着哈欠等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

我开始有点困了。眼皮子越来越重,脑袋一点一点往下垂。

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远处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我瞬间清醒了,探出头朝声音的方向看去。

脚步声越来越近。借着月光,我看到一个人影朝红薯地走来。

那个人很瘦,走路的时候弯着腰,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看样子确实是来偷红薯的。

我握紧了手里的铁锹,屏住呼吸等着。

那人来到红薯地边上,四处看了看,确定没人后,就蹲下身子开始挖红薯。

动作很熟练,一看就是经常干这种事。挖出来的红薯直接装进布袋子里,一个接一个。

我数了数,她已经挖了七八个红薯了。

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我的红薯就要被偷光了。

我悄悄从土堆后面站起来,握着铁锹慢慢靠近。

那人还在专心挖红薯,完全没有注意到我。

等我走到她身后三米的地方,我突然大喝一声:“别动!”

那人吓了一跳,手里的红薯掉在地上。她慢慢转过身来。

借着月光,我看清了她的脸。

是个女人,二十多岁的样子,长得清秀,但脸色有些苍白。最奇怪的是,她的眼睛里没有害怕,也没有惊慌,就那样平静地看着我。

“你在偷我的红薯。”我举着铁锹指着她。

“是的。”她点点头,语气很平静。

“你知道偷东西是要被送到村委会的吗?”

“知道。”

我等了半天,等她求饶,等她解释,等她转身逃跑。可她什么都没做,就那样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

这样的反应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按理说,被人抓到偷东西,不是应该害怕吗?不是应该求饶吗?

“你为什么不跑?”我问她。

“跑有用吗?”她反问我。

“当然有用。我一个人,追不上你。”

“追不上又怎么样?明天你还是会认出我,后天你还是会抓到我。”

她说得很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陈雅芳。”

“家住哪里?”

“山里。”

“山里哪里?”

“破庙里。”

她的回答很简单,但每一句都让我更加疑惑。什么人会住在破庙里?

“你为什么住在破庙里?”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

“家里人呢?”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摇了摇头。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偷红薯的人我见过不少,有的是因为家里实在没吃的,有的是因为懒得自己种。但像她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她的衣服虽然旧,但很干净。说话的声音也不像普通农妇,反而有点书卷气。

“你读过书?”我问她。

“读过一点。”

“读到什么程度?”

“高中。”

高中?在这个年代,特别是在农村,能读到高中的女人可不多。

“你是城里人?”

“算是吧。”

她的回答总是这样模糊,好像故意不想让人知道她的底细。

我拿着铁锹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按规矩,抓到偷东西的人就应该送到村委会,让村干部处理。可看着她这个样子,我又有点不忍心。

“你很饿吗?”我问她。

“有点。”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没有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闪过一丝悲伤。虽然很快就消失了,但我还是捕捉到了。

02

我心软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独自住在破庙里,肯定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

“这些红薯你拿走吧。”我指着她挖出来的红薯说。

她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你不送我去村委会了?”

“不送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你饿了就拿些红薯回去吃。”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些疑惑,也有些感激。

“谢谢。”她轻声说道。

“但是,”我停顿了一下,“以后别再偷了。如果你需要红薯,可以来找我。”

她点点头,弯腰把红薯捡起来装进布袋子里。

“我叫李建国。”我对她说。

“我记住了。”

她背着布袋子,朝山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我。

“李建国。”

“嗯?”

“你是个好人。”

说完,她就消失在夜色中了。

过了一个星期,陈雅芳又来了。

这次我没有躲起来,而是直接坐在红薯地边上等她。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她看到我并不意外。

“猜的。”我指着身边的空地,“坐下聊聊吧。”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下了。

“这一个星期你在干什么?”我问她。

“找吃的。”

“你打算怎么过冬?”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从怀里掏出几个烤红薯,递给她一个。

“吃吧,刚烤熟的。”

她接过红薯,小心地剥开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我问她。

“教书。”

“教什么?”

“语文。”

我心里更加疑惑了。一个教语文的老师,怎么会沦落到住破庙、偷红薯的地步?

“你为什么不回城里去?”

她停下吃红薯的动作,沉默了很久。

“回不去了。”

“为什么回不去?”

她摇摇头,不愿意说。

我也没有继续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

“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我问她。

“你已经帮得够多了。”

“我是说,除了红薯,你还需要什么?衣服?被子?”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动摇。

“冬天快来了,山里很冷。”我继续说道。

“我有一床旧被子,还有几件旧衣服。明天我给你送过去。”

“你为什么要帮我?”她突然问道。

“没有为什么。你需要帮助,我有能力帮助,就这样。”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红薯,很久没有说话。

“李建国。”

“嗯?”

“谢谢你。”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

从那天开始,陈雅芳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

我们总是在深夜见面,坐在红薯地边上聊天。

慢慢地,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

她确实是城里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她从小就很聪明,书读得很好。高中毕业后当了语文老师,教得也不错。

但在1968年,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出了什么事?”我问她。

“说了你也不懂。”她摇摇头。

“我虽然是农村人,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懂。”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些犹豫。

“我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

我愣了一下。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天塌下来一样的大事。

“所以你也受到了牵连?”

“不只是牵连。他们说我也是反革命,要抓我去坐牢。”

“你跑出来了?”

“我一个老师帮我跑出来的。她告诉我躲到山里,等风头过了再说。”

“那个老师呢?”

“被抓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很多好人因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起来,很多家庭因此破碎。

“你在山里住了多长时间了?”

“两年了。”

两年。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一个人在山里躲了两年。我无法想象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你就没想过去别的地方?”

“能去哪里?没有介绍信,没有粮票,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发现。”

她说得对。在那个年代,没有介绍信和粮票,寸步难行。

“你打算在山里住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也许一辈子吧。”

她的语气里没有绝望,反而有种看破一切的平静。

这让我很心疼。

“总会有办法的。”我安慰她说。

她笑了笑,虽然笑得很苦,但至少是笑了。

03

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发现陈雅芳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她写的一手好字,比我见过的任何人写得都好。

“你能教我写字吗?”我问她。

“你想学什么?”

“什么都学。我的字写得太难看了。”

从那天开始,她每次来都会带一支铅笔和几张纸,教我练字。

她很有耐心,一笔一画地教我。我的字虽然进步不大,但比以前好看了很多。

作为回报,我经常给她带一些食物。除了红薯,还有鸡蛋、面条、有时候能弄到一点肉。

她总是很感激,但从来不多要。我给多少,她就拿多少,从来不贪心。

“你要多吃一点,太瘦了。”我对她说。

“够了,真的够了。”她摇摇头。

“山里那么冷,你一个人不害怕吗?”

“开始害怕,现在习惯了。”

“你住的破庙是什么样的?”

“很破,但能遮风挡雨。我用干草铺了一张床,还生了个火炉。”

我想象着她一个人住在破庙里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要不你搬到我那里住吧。”我突然说道。

她愣了一下,连忙摇头。

“不行,会给你惹麻烦的。”

“什么麻烦?”

“我是逃犯,被人发现的话,你也会有麻烦。”

“我不怕。”

“我怕。我已经害了一个人,不能再害你。”

她的坚决让我知道,这件事不用再提了。

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她。

冬天越来越近,山里会越来越冷。她一个人真的能熬得过去吗?

1970年的冬天特别冷。

雪下得很大,一下就是好几天。村里的路都被雪堵住了,更别说山里的小路了。

我很担心陈雅芳。她住的破庙在半山腰,平时去一趟都要走一个多小时,下雪天根本就上不去。

我试过几次,都是刚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雪太深,路太滑,一个人根本上不去。

这样的天气持续了一个多月。

我每天都在想她怎么样了。有没有冻死?有没有饿死?

直到雪停了,路能走了,我才急忙赶到山里去看她。

破庙里烟囱冒着烟,说明她还活着。

我松了一口气。

“陈雅芳!”我在庙门外喊她。

“李建国?”她从庙里走出来。

看到她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她瘦得不成样子,脸颊深深凹陷,眼窝也陷了进去。

“你这一个多月是怎么过的?”我抓着她的胳膊问道。

“挺过来了。”她的声音很虚弱。

“吃什么了?”

“树皮,草根,还有一些存的野果。”

“怎么不下山来找我?”

“下不去。雪太深了,我试过几次,都走不到半路。”

我心疼得要命。

“以后不许这样了。再遇到这种天气,你一定要想办法下山来找我。”

“好。”她点点头。

我把带来的食物拿出来。白面馒头,咸菜,还有一罐猪油。

“快吃吧,慢慢吃,别噎着。”

她拿起馒头,小口小口地吃着。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馒头上。

“别哭了,都过去了。”我轻声安慰她。

“李建国。”

“嗯?”

“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了。”

“别说这种话。你不会死的,我不会让你死的。”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情感。

“你对我这么好,我却什么都不能给你。”

“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

“可是...”

“别说了,我帮你只是因为我想帮你。”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吃东西。

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我有些想哭,我该早点来看她的。

04

1971年的夏天,形势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村里的干部说话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批斗大会也开得少了。

“听说上面的政策要变了。”老王悄悄对我说。

“什么政策?”

“不知道,反正有变化。我有个亲戚在县里工作,他说现在抓人没有以前那么狠了。”

这个消息让我想起了陈雅芳。如果形势真的好转了,她是不是就不用躲在山里了?

那天晚上,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真的吗?”她眼睛亮了一下。

“应该是真的。老王的亲戚消息一向很准。”

“那我是不是...”

“先别急,再观察一段时间。”

“嗯,不能太着急。”

虽然嘴上这样说,但我能看出她心里的激动。

两年多了,她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

“如果真的能出去,你想做什么?”我问她。

“找个地方继续教书。”

“还想当老师?”

“想。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那很好。你教书教得很好。”

“你怎么知道?”

“从你教我写字就能看出来。很有耐心,很细心。”

她笑了,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柔。

“李建国。”

“嗯?”

“不管以后怎么样,我都不会忘记你。”

我的心跳顿时漏了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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