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几十年乃至十几年之前，人们根本不会把“人口危机”和中国联系起来。
然而近年来的数据显示，我们也和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样，进入到了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乃至新生儿数量在负增长边缘的时代。
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给出的数据，截止至2024年年底，全球适龄女性的平均生育率为2.3（即每位母亲生育2.3个小孩）；
与1990年相比，该数据从3.31下降到2.3。
同时人口专家预测，在2050年左右时，该数字将会小于2.1。
国内的情况也类似。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国内的生育率大于6，之后分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降低至2和1.5；
截止至2024年年底，该数据已经降低到了1.1，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下来每位适龄女性只有一个孩子。
以往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在看待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低的问题时；
往往会更加综合的看待社会发展水平、人们的婚恋和生育观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
即便是比较“有针对性”的研究，也会比较直接的将女性和生育之间挂钩。
然而，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生育率的研究上；
十分有开创性的将其与两性分工相联系，并且提出了一个比较令人震惊的观点：
如今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男性。
当然，这种联系肯定不是生理层面上的，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她的观点。
戈尔丁认为，长期以来，男性作为大部分文化环境下负责赚钱养家的人，都在家庭当中承担着比较大的经济职能；
这使得他们基本上无暇去营造自己“父亲”的职责。
与之相比，作为母亲的女性就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当中，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共识。
而一旦女性也将更多精力也放在工作中，就会使得两人都不愿回归家庭，去从事繁琐的家务和育儿事务，两人大概率成为“丁克”。
戈尔丁的意思是，女性应该在职场当中有更大的职业选择自由度，与此同时，男性也应该转变自己的社会分工视角，学会去习惯当好一个父亲；
只有这样，整个家庭对于生育的意愿才会提升，同时也不至于因为收入明显下降而降低生活品质。
对此，她整合和分析了全球多个国家的相关数据。
她结合既有的相关研究，得出“女性就业率低、家庭观念高的地区和国家的生育率就要明显高于另外一些就业率高、国家富裕的国家”的结论；
同时人们比较熟悉的英法美和一些北欧国家，由于本身经济基础比较扎实，社会福利相对较好；
在生活相对平稳的前提下，受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影响之后，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反相关关系。
与之相比，像葡萄牙、希腊等经济曾经低迷的西方国家，以及有着比较显著男性社会气质的几个东亚国家当中；
出现了“经济低迷时期生育率高，经济发展之后生育率明显下降”的趋势。
在戈尔丁看来，反而是更多女性在走入职场后，其丈夫没有将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当中，来弥补原本的缺失所造成的。
戈尔丁的观点和分析，乍一看很有道理，似乎也很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认知。
但我们不要忘记，戈尔丁是一名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问题时难免进入一种追求最优解和获取更大收益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中。
然而社会发展是不会给人“精打细算”的空间的。
我们都听到过“人口红利”这个概念：
指的就是某个社会发展阶段内，18-59岁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大、被抚养的人口少，从而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劳动力基础。
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而言，这一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所面临的是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时期。
对于一个家庭中的男性而言，“只要劳动就有稳定收益”的情况不复存在，想要提升自己和家庭的经济收益就要不断进步；
这也是职场“内卷化”和很多人面临事业焦虑的原因。
如戈尔丁所言，如果“美化父职”和“回归家庭”真的出现，那么更多就会出现更多女性面临就业压力、夫妻双方都为了稳定的生活而奔波的结果。
对于一对夫妻而言，在生育之前，一定要做好各种评估，生育是生命的传承，不能按部就班、一时冲动。
-The End - 作者-木易 第一心理主笔团 | 一群喜欢仰望星空的年轻人 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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