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3年身无分文,男子为900元杀死做针线的母亲,被捕时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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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我叫康启江,云南威信县人,今年21岁。

说起来也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是什么好料子。

1998年,我19岁那年跟着村里的人来北京打工。

当时心里想的很简单,北京是首都,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干活,总能混出个人样来。

可现实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三年了,整整三年,我换了七八个工地,做过搬运工、刷过盘子、当过保安,最长的一份工作也就干了半年。

不是老板嫌我手脚慢,就是我嫌工资低。反正就是这也看不上,那也干不长,一直在北京底层晃悠着。

2001年1月,眼看就要过年了,我又失业了。

上一份工作是在通州一个小工厂看大门,因为跟工头吵架被炒了鱿鱼。

工头结算工资时还扣了我200块,说我损坏了厂里的东西。

我当时气得要死,但也没办法,谁让人家是老板呢。

1月22日,腊月二十九,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总共47块5毛。

这点钱在北京能干什么?连一顿像样的年夜饭都吃不起。

我住在古城村一个平房里,跟三个老乡合租,每人每月房租120。

房东早就催过好几次了,说过完年就要涨房租。

室友们都已经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就我一个人还在北京晃悠。

不是我不想回家,实在是没脸回去啊。

三年前出来的时候,我跟家里人夸下海口,说要在北京闯出个名堂来。

村里的姑娘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说康启江有出息,要去大城市发展了。

可现在呢?我有什么?除了一身破衣服和满手的老茧,什么都没有。

1月23日,除夕那天早上,我被鞭炮声吵醒了。外面到处都是红红火火的,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灯笼,小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在胡同里跑来跑去。

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热闹劲儿,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中午的时候,室友小李要走了,临走前塞给我20块钱。

「启江,这点钱你拿着,买点好吃的过个年。」小李拍拍我的肩膀,「等我回来,咱们再一起想办法找工作。」

我手紧紧攥着20块钱。

这大概是我21年人生中,感受到的最后一丝温暖了。

小李走了,屋子里就剩我一个人。

我坐在床沿上,看着手里的67块5毛钱,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

别人家里现在都在准备年夜饭吧?

有钱人家的桌子上摆满了鸡鸭鱼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而我呢?我连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都吃不起。

越想越憋屈,越想越不甘心。

凭什么?凭什么我要过得这么窝囊?凭什么别人能吃香的喝辣的,我却要在这破房子里受冷受饿?

下午5点左右,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既然老老实实打工没出路,既然这个社会对我这种人不公平,那我就不按规矩来了。

我要给自己找一条快速来钱的路子。

那天傍晚,我做了一个决定在除夕夜之前搞到一笔钱,让自己也能过个体面的年。

至于用什么办法,那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人逼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02

下定决心后,我就开始琢磨具体怎么弄钱。

说白了,我这种人能想到的办法也就那么几样:偷、抢、骗。偷东西技术含量太高,我也不会;骗人需要口才,我一个大老粗哪懂那些弯弯绕绕;想来想去,只有抢劫最直接。

但抢劫得有家伙什儿啊。

空手套白狼那是电影里的情节,现实中谁会怕你一个毛头小子?

我得弄把刀,这样才能震慑住人。

1月23日上午,我揣着身上仅有的67块5毛钱,坐公交车去了胡各庄农贸市场。

这个市场我以前来过几次,知道里面什么都卖。

果然,在市场最里面有几家卖菜刀、剪子的小摊。

我在一个摊位前转悠了半天,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正在跟别人聊天。

「师傅,这刀多少钱?」我指着一把斩骨刀问。

「15块。」大叔头也不抬地说。

15块?我心里盘算了一下,这个价格有点高了。

买了刀就只剩52块5毛,万一今天晚上行动不成功,我连吃饭的钱都没了。

「能便宜点不?」我试探着问。

大叔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见我穿得破破烂烂的,估计也不是什么有钱人。

「你要真心要,10块钱拿走。」

10块钱!我立马掏出钱来。

「好,就10块。」

大叔收了钱,随手用报纸把刀包了包递给我。

我接过刀,感觉沉甸甸的,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买完刀,我没有马上回去,而是在胡各庄一带转悠起来。

既然要干这一票,就得选好目标。

我记得以前听人说过,胡各庄这一带有很多小工厂,老板们春节期间一般不回老家,就在厂子里守着。

我沿着村子的几条主要道路走了一圈,果然发现了好几家家具厂、木器厂。

现在是除夕下午,大部分工人都回家过年了,厂子里人不多,正是下手的好时机。

我先选中了一家叫「兴旺家具厂」的地方。院子挺大,有好几排房子,从外面看进去,院子里有七八个人在聊天喝酒,看起来是准备过年的。

人太多了,不行。

我又走到另一家厂子外面,这家叫「永发木器厂」。透过院门的缝隙往里看,也有五六个人在忙活着什么。

还是人多,也不行。

转了一圈下来,我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工人们都回家了,但这些厂子的老板基本都在,而且春节期间他们喜欢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人数都不少。

这可怎么办?

我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点了根烟,心里开始着急了。

难道今天晚上的计划要泡汤?

正在发愁的时候,我注意到不远处还有一家厂子,门口挂着「通海家具厂」的牌子。

这家厂子看起来比其他几家要安静一些。

我走过去仔细观察,发现院子里只有一间房子亮着灯,看不到什么人影。

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了。

我在厂子周围转了好几圈,把地形摸得一清二楚。院门是朝东开的,有两扇铁门,平时应该是用铁链锁着的。院子很大,有北房、东厢房、西厢房,房子不少但很安静。

最关键的是,从外面看进去,这家厂子人确实不多。

我心里有了底。

傍晚6点多,我回到住处,把买来的刀用毛巾包好,别在后腰上。然后简单吃了点东西,等着天黑。

说不紧张是假的。我这辈子最大的违法行为也就是逃票、打架,像这种事情还真是头一回。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晚上7点整,我从住处出来,坐上了开往胡各庄的公交车。

车上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赶着回家吃年夜饭的。我坐在最后一排,手不自觉地摸着腰间的刀,心跳得很快。

到了胡各庄,我在通海家具厂附近的一个站点下了车。

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了,家家户户都传来年夜饭的香味和鞭炮声。

03

到了通海家具厂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

远处传来阵阵鞭炮声和欢声笑语,整个村子都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

而我,却要在这个万家团圆的夜晚,去做一件违法的事。

我先在厂门口观察了一会儿。院子里确实很安静,只有西厢房最北边的那间房子亮着灯。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有人影在晃动,但听不到什么声音。

院门果然没锁,左边那扇门用手一推就开了。

我把手伸到后腰,摸了摸那把刀,心里给自己打气:就是抢点钱,拿了就跑,不会有什么大事。



推开门,我轻手轻脚地走进院子。

院子里竟然有有一条大黄狗。

我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以为这下完蛋了。

可奇怪的是,那狗看了我一眼,居然没叫,只是摇了摇尾巴就又趴下了。

我现在想起来,那条狗可能以为我是厂里的工人。

我沿着院墙摸到那间亮灯的房子外面,从窗户往里看。

屋里有一张双人床,床边放着一张写字台。一个中年女人正坐在写字台前,低着头在做什么,看起来像是在缝衣服。桌子上放着针线、剪子,还有一些布料。

就她一个人,太好了!

我正准备从窗户翻进去,忽然听到房门响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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