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火种不灭 十万师生投身教育救国

火种不灭

十万师生投身教育救国

李志锋

迁至重庆办学的国立中央大学(资料图片)

“绝不能把这些优良畜禽品种留给日军!”畜牧场场长王酉亭毅然带着动物大军西迁重庆。途中,队伍遭遇日机空袭,一位队员被炸得面目全非,双手仍紧紧攥着拉牲畜的缰绳。

为防空袭干扰,学校考试时常会出几套题目备用。考试期间若遇日机空袭,学生便躲进防空洞;空袭之后学生重新走进考场,学校就另发试卷,继续考试。

“同学们组织了抗战文艺习作会,会员有七十余人,同学们还不断地参加进去。他们在课余的时候热烈而紧张地开座谈会讨论与‘抗战有关’的问题……”

1939年1月3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在“学校巡礼”专栏中介绍了“抗战中的复旦大学”,这篇报道生动展现了该校西迁北碚夏坝后,师生开展抗日救亡的场景。

抗战期间,在重庆弦歌不辍的,远不止复旦大学。据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其中30余所迁到重庆。内迁高校与重庆原有及新办院校加在一起,师生总数达到10万人,居全国之冠。

在那段烽火岁月,他们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火种不灭”的奇迹,彰显了“教育救国”的铮铮铁骨和责任担当,为后来重庆乃至全国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2月7日,周恩来第二次赴重庆大学演讲,图为演讲地(资料图片)

“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

步入重庆大学A区松林坡校门,沿着林荫大道直行不久后右转,一栋醒目的暖黄色建筑映入眼帘。这就是七七抗战大礼堂,也被称为“松林坡礼堂”或“中央大学礼堂”。当年,这里是重庆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师生们学习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场所。

原本地处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前身)是如何来到重庆的?

为了保存中华文脉,抗战时期,全国各地高等学府纷纷内迁。早在南京沦陷前,国立中央大学师生就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从南京迁至重庆,是当时内迁最迅速最完整的学校。学校主体西迁后,校畜牧场尚未搬迁,里面有从国外引进的千余头(只)稀缺的牲畜、家禽,以及国内多年来培育的优良畜禽品种,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绝不能把这些优良畜禽品种留给日军!”畜牧场场长王酉亭毅然带着动物大军西迁。

由于缺乏长途行军和野外管理牲畜的经验,不少西迁队员双脚起了血泡,腿像灌了铅般走不动,到后来只能抓住牲畜尾巴前行。途中,队伍还遭遇日机空袭,一位队员被炸得面目全非,双手仍紧紧攥着拉牲畜的缰绳。

这支队伍历时一年,途经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2000多公里,终于在1938年深秋,抵达重庆。罗家伦曾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在重庆街头见到他们时的情形:“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是风尘仆仆了……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产生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眼中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这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

当时,遭受日军炮火蹂躏的,何止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的丰富藏书陷落敌手;清华大学未及运走的20余万册图书被洗劫一空;中山大学仓促西迁,仅理、工、农、研各院,以及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多达604箱,其中图书杂志20多万册。

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王志昆介绍,当时高校内迁分为三个时期——

1937年至1939年,迁入重庆的有16所院校,主要从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迁入;

1940年夏至1943年春,特别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前避难上海租界和迁往华南地区的院校,不得不再次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地区转移,其中迁入重庆的学校有7所;

1944年日军侵略势力抵达贵州后,先前迁往贵州的高等院校被迫再次向重庆转移。

1939年1月3日,《新华日报》刊发《抗战中的复旦大学》一文,生动展现了该校西迁北碚夏坝后,师生开展抗日救亡的场景(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供图)

日机轰炸下,办学条件恶劣艰苦,师生们仍以抗战自励

日机狂轰滥炸下,重庆的学校均未能幸免。

比如,重庆南开中学先后多次遭到日机轰炸,学校的午晴堂、芝琴馆、范孙楼都被震裂;重庆市市立中学(重庆市第一中学校前身)遭遇日机轰炸,学校校舍全毁……

内忧外患之下,当时的学校办学十分艰难。

“学校不通电,就用电石灯、桐油灯、蜡烛挑灯夜战;学生们把掺着虫、皮、稗、石、沙、老鼠屎的粥饭叫‘八宝饭’,戏称碎石沙子助消化;下饭的盐煮胡豆也是粒数有限,大家互相监督不许多吃。”在复旦大学老校友蔡可读的回忆文章《夏坝岁月》中,这样描述当时师生们遭遇的艰苦窘境。

“晚上,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的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当时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台湾学者齐邦媛在她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生动描绘了与臭虫“斗争”的生活片段。

由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学者韩子渝编写的《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中记载:“1941年,迁到重庆巴县兴隆场(现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朝阳大学,办学条件极其恶劣。以巴县申家祠堂和佛家寺庙为校舍,房屋破旧不堪,必修的课程都是将几个班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房子里听讲。”

在随时都有性命之忧的绝境下,西迁高校和重庆各中小学仍然非常注重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师生们均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发奋努力读书,潜心研究学问。

蔡可读在《夏坝岁月》中写道:校园上空时常传来敌机的轰鸣声,但更常听到的是同学们的琅琅读书声。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做功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更有意思的是不少学术报告会是在沿江某个茶馆内举行的,听众可以自由参加。

在当时著名的沙磁文化区,为防空袭干扰,学校考试时常会出几套题目备用。考试期间若遇日机空袭,学生便躲进防空洞;空袭之后学生重新走进考场,学校就另发试卷,继续考试。

1937年在重庆大学学习的王德懿老人在回忆录里写道:每到夜晚,重庆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高校和南开中学、中央工专、大公、市中、女职诸校等各所学校,微明的电灯和如豆的油灯与嘉陵江的天光水色交相辉映,形成重庆战时特有的文化景观,时人美其名为“沙坪学灯”。

奋发读书同时,师生们还广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重庆市市立中学组织学生向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捐款捐物,并分发、张贴抗日标语,宣传抗日救亡。比如,李承林等同学创办了宣传抗日救亡和革命文艺的进步壁报《市铎周刊》,牟晓晴等同学组织了以“锻炼身体,报效国家”为宗旨的“精劲小足球队”。

在“再炸再修”的南开中学校园,学生们的时事辩论赛围绕“美国是否应该参战”等话题展开。学校常常邀请各方名流来校演讲,周恩来讲的是“抗战必胜的十大论点”,孙科讲的是“抗战国策之再认识”,翁文灏讲的是“科学思想为近代进步之基础”,张道藩讲的是“生活与艺术”,马寅初讲的是“国民经济崩溃的原因”……

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舞蹈组老师们以最贴近现实的生活艺术教育形式宣传抗战:陶行知、贺绿汀、任光、庄严、黄晓庄等师生,创作出一首首抗日救亡歌曲;戴爱莲、彭松、隆徵秋等带领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在重庆各地开展抗日救亡音乐舞蹈会。

重庆没有被日军炸垮,反而愈炸愈强。这,铸就了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丰碑。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复旦大学旧址(资料图片)

改变了重庆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原有教育落后的面貌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保存了各高校的基本实力,更重要的是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重庆地方史研究专家唐润明认为,这些内迁院校,改变了重庆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原有的教育落后面貌,推动了战时中国教育与学术的发展进步,壮大了当时民主运动的力量和队伍,为日后“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奠定了坚强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有数据显示,抗战前的1936年,重庆中等学校仅有25所,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数量达到71所;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国民教育(即初等教育)学校达到294所,是正式实施国民教育前的7倍。

抗战时期的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合称“四川文化四坝”,是抗战大后方的著名文化区。其中,沙坪坝沙磁文化区汇聚了22所高校和全国八分之一的高校师生,是抗战时期全国最具活力的文化区,也是抗战大后方的科教文化中心。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也设在沙坪坝。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积极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岩精神由此而生。被划为迁建区的北碚接纳了200多个学术机构和院校的迁移,3000多名各界名流、学者、作家、科学家汇聚于此。江津白沙镇则汇集了大、中、小学校37所,在校学生1万余人,被称为“学生之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重庆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传承抗战精神,赓续精神血脉。

重庆大学的七七抗战大礼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承载开学典礼、各种表彰大会及学校重要活动;西南大学自2021年起,连续4年在校庆纪念日,由师生讲述校史,讲述英雄烈士的故事;重庆一中校园内如今还悬挂有三口钟,一口是用日机轰炸的弹片制作的弹片钟,一口是项家书院内承载着百废待兴下师生艰苦建校历史的铜钟,一口是广场的校训钟,每当重要节点,学校便敲响钟声,激励师生勿忘国耻,奋发进取。

近日,重庆南开中学的师生们正在排练原创话剧《大江东去我西来》,寓意抗战烽火中“南开南开,越难越开”的豪迈精神,号召师生弘扬爱国主义,以大无畏的开创精神,自觉担起新时代新使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抗战是一部血泪史,更是一部奋进史,将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一位重庆资深教育人这样说。

来源:《重庆日报》2025年8月5日第3版

作者:李志锋(重庆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