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遍布大街小巷的录像厅，记录了一段大众流行文化的历史

今年夏天，学者侯弋飏在上海市徐汇区五原路的angle画廊策划了一场展览“去录像厅！重返1980年代城市观影现场”。在这处有百年历史的“梧桐区”老房子，观众可以推开贴着海报的木门，走上吱呀作响的木质楼梯，在奶黄色灯光下，来到一间贴满海报、剧照、剪报、数据表格和漫画的房间。窗户前的柜子上，有一台老式的大彩电，右侧是录像机，左侧整齐地码着几十盒录像带。

影迷聚在一起，看看老录像带，聊起三四十年前的电影生活。一位二十岁的武汉姑娘来沪旅游，顺路摸上楼来看影片。71岁的张乐平纪念馆名誉馆长、张乐平之子张慰军，也与老街坊一起回忆，说起几十年前上海的老电影院，每家的风格各不相同。

侯弋飏是香港岭南大学数码艺术及创意产业系助理教授，南京人，主要关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文化。他从观众体验的角度审视改革开放初期的录像厅，并借助大家的回忆文字，揭示了这一类观影空间承载的文化意义。

录像带与录像厅，是在中国社会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出现的，大致延续到世纪之交。关于录像厅设计建造和经营的历史资料留存并不系统，但相关的物品、资料、报刊记载遍及大江南北。

侯弋飏的展览上有《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剪报，讨论当时录像厅的火热。北京、哈尔滨、太原、福州、吉林等城市曾发售的录像厅门票，记录了当时的门票价格、放映条件、入场方式等。一张1994年张家口市某客运站盖章批准的录像厅开办登记，显示地点在“车站院内”，20平方米的场地，可容纳30人观影。

与这些文献资料相比，侯弋飏觉得，亲历者的回忆更有意思。一位受访人分享过他家在矿区开录像厅的经历。那个矿区有一片生活区，下班后大家需要娱乐，常常会聚在他家的录像厅。

兴旺

“录像厅观影曾经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文化行为，不只是在大城市才有。开录像厅也比较容易，灵活性很强，找个地方，架起一台电视，收个门票，就差不多了。呼朋唤友，把家里的客厅临时变成录像厅，也很常见。正是因为它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解读起来充满空间，没那么确凿，有点好玩。”侯弋飏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电影院开始自主经营，开办起录像厅、台球厅、歌舞厅、咖啡厅等。文化宫、火车站等公共场所也陆续开办起录像厅，“再加上个体经营的，真可以说是谁都要放录像。在南京，新街口、夫子庙曾是录像厅的聚集地。”侯弋飏说，这些核心商圈人流量大，当时流动人口也非常多，集中了各种平民娱乐场所。

哈尔滨曾有一家黑天鹅娱乐中心，打理这个机构的是国营电影放映公司的一名经理。这家娱乐中心有电影院、卡拉OK、歌舞厅、放映室等，从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录像厅环境非常整洁，安装有大尺寸的投影幕布。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位曾经营录像厅的人跟侯弋飏分享的。他的放映厅把两台电视机摆在同一个屋子，各放各的录像，客人想坐在哪边看都可以。光线和声音效果可想而知，但当时的年轻人，可能也是“自带超强纠错功能”，不会在意那么多。

从片源来看，国营电影院只能放映国家正式发行的影片，虽然总量很大也很丰富，苏联电影、美国电影都有，但当时最火爆的香港电影已经涌入个体录像厅，从内容到票价都形成了新的冲击。

告别

录像放映最火的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当时也是中国电影票房的低谷。过渡时期，录像带满足了影迷的需要。60后、70后是当时录像厅主力观众。

上世纪90年代，录像机实现了国产自主化生产，比日本进口货便宜很多，家庭放映设备加速普及，人们不再频繁去录像厅，而是租录像带回家看。侯弋飏是90后，他记得小时候到店里，交十几元押金，就可以按几块钱一盘的价格租录像带，而当时录像厅已经不多了。几年后，这些店改为出租VCD，再后来出租DVD。

1987年，国家颁布法律法规禁止非法录像带，在这前后，国家打击录像带走私和盗版翻录等行为的力度一直很强。侯弋飏说，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上，能看到大量相关报道。

1998年，《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电影在中国大陆上映。这一波国外大片把人们拉回电影院，但当时还有很多人看的是这些大片的盗版录像带。2000年前后，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等原因，录像厅、录像带淡出了公众文化生活。

侯弋飏说，与看录像本身相比，呼朋唤友或约会等观影社交方式更有魅力。“当年很多时候，录像是循环放映的，虽然录像厅门口可能有海报、片单，但你也不知道进去的时候放到哪了，就从中间开始看。大多数人更重视的是去消遣、与其他观影者营造情感联结。现在组织大家看录像，人们在模拟当年录像厅的环境里产生了一种乡愁，想象的是当年那种街坊邻居的感觉。”

“当年租带子在家看录像，就像现在我们每天刷短视频一样，都是生活中的日常。”侯弋飏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观影行为和电影文化的英文专著。接下来，侯弋飏还希望把展览带到更多地方，也继续把口述历史做下去，寻找更多有一定阅历的分享者。他想在搜集更多录像厅历史素材之后，把展览的升级版再带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