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布衣情怀

林庚出身世家，其父林宰平，“生平爱艺术，好朋友，精书法，能诗文”，身在北大，兼职清华，在学界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同为清华国学院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按说，这样家族出来的该是做派盎然的世家子弟才对，可是，先生不然。

那时，先生家在福建会馆，离鲁迅、周作人住的绍兴会馆仅八丈之遥。先生自幼酷爱放风筝，家门前有个大操场，每当风起之日，天空中就飞舞着他的风筝。

先生少年英发，从国内顶尖的中学毕业后，于1928年考入清华园，读物理。两年后，林庚突然发现自己对文学居然如此难以忘情。有一天，他找到了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申请转系。不久，他就成了国文系的学生。从此，他与吴组缃、孙毓棠成为同窗密友。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他发表了二三十首旧体诗词，以至于在旧体诗词中流连忘返。只是突然有一天，他醒悟到：古典诗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近极致，无论今人怎么努力，都难免嚼前人嚼过的馍——一样的格律，一样的措辞，一样的风格，一样的主题……现代人无论有何等的才力和心气，都难以超越古人而另拓疆土。

从此，开始写起新诗来。

不日，先生在《现代》发表了第一首诗《风沙之日》，写出了对现实的不满：北平太荒凉，太死寂，实际上完全是个“边城”。先生的新诗生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自此，诗人林庚横空出世，声名鹊起。其诗既有翩翩欲飞的少年精神，亦别有一抹晚唐诗的风韵，故在众多诗作中独标高格。可以说，如此年少而成就如此大名者，在彼时的清华，大概唯曹禺一人可比。

当时，季羡林、吴组缃、李长之诸人亦颇为活跃，四位少年，联袂清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遂得“清华四剑客”之美誉。

1933年，著名诗集《夜》的出版使得先生顺利毕业。同时毕业的，还有吴组缃、钱钟书、曹禺、乔冠华、孙毓棠、王铁崖、巫宝三等，这就是清华历史上极其著名的“神奇的33届”。近乎同期在校的还有华罗庚、胡乔木、吴晗、钱伟长、叶笃义等。所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各界的一流巨子，为中国现代史画上了极其璀璨的一笔。

毕业后的林庚，开始担任朱自清的助教。

1934年的夏天，东北烽烟渐盛，阴影直逼北平。这时，先生下江南了，由北平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杭州，一路山水，一路诗文。在这烟雨江南的山山水水中，先生且走且写，且行且歌。可身在六朝金粉的江南，他还是不忘烽烟弥漫的北国。

在上海，他见到了施蛰存，二人遂莫逆终生。经此南行，长居北方的先生亦与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爆发后，先生作别北平，挥戈南下，在厦门大学开始了其严谨的学者生涯。抗战胜利时，先生也完成了其皇皇大作《中国文学简史》。此书甫出，文林为之轰动，先生亦成新一代文学史家之殿军。先生出身诗人，谈诗论艺自是牛刀杀鸡、势如破竹，其书于楚辞、唐诗、魏晋文章与明清小说，均有新论，笔之所至，蔚成经典。尤其是“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更成为中国诗论中的经典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燕大文科尽数归并北大，先生与季羡林、吴组缃、周一良、王瑶等齐集燕园。从此，先生在燕南园一住就是55年。

世易时移。“文革”一来，烽烟再起。先生是林中乔木，树大就招风。有一日，先生接到一个电话，让马上到北京火车站，有要事。时已子夜，灯火寥落，天宇一片晦暗，这根本就不是个夜出的时候。可是，“上面”之言就是命令，怎么能不去呢？怎么敢不去呢？

先生匆匆忙忙地来到北京站。过去一看，原来是江青要去天津。那一次，看到所谓的全民诗歌运动后，先生深觉锥心之痛。

江青一次次的邀请，让先生苦不堪言。到后来，他已不忍再去。一个矢志追求唯美的诗人，却不得不在政治漩涡中应酬，其滋味何如？那酷爱自由、放达潇洒的天性早已融入骨髓的诗人，又怎能任人摆布？

又一个深夜，他接到了电话，还是江青让他去讲诗歌。

先生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对不起，我夫人身体不好，我要留下照顾她。”

对方几经邀请，先生仍是咬紧牙关，不松口。须知，那年头，能够和通天人物攀上关系，搭上线，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荣耀啊。可先生却不以为然，他不屑于做這红顶诗人，硬是拒绝了。

他知道这次拒绝意味着什么。此事当然不能算完。1974年初，国务院记者招待会前夕，先生收到了请柬。此会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规格极高。先生得知后极是兴奋。“文革”以来，总理独撑危局，身心俱疲，先生多想看看他啊！可是，正在这时，先生得知：这请柬原来是江青让人送来的。诗人大窘，继之大怒。

显然，如果这次去听报告，下次就不能不去讲诗歌。

先生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请柬搁置起来。就此，诗人失去了生平唯一一次亲见他最心仪的政治家的机会。

说也奇怪，“文革”结束后，某些“四人帮”的猛将，转眼成了反“四人帮”的斗士，“变脸”之速，堪称卓绝。先生不屑此道，却成了被甄别的对象。在北京体育馆的甄别大会上，先生名列榜首。甄别完毕，主持人问先生有何感想，先生一言不发。

自此，先生绝意俗事，专情研究。他以“远离功利，抗拒诱惑”自守，亦以此要求门人弟子。国内外的一切邀请，他都拒绝；一切媒体，他都回避；一切荣誉，他都不要。照理，名利权位于他不过唾手可得，然而先生早已无意于此。他只是固守着自己的大宁静，清清静静、自自在在做着自己的事，全然疏远了外界各种热闹场、名利场。人说：“先生从不涉足权力名利，这不是自命清高，不是不屑于谈名逐利，他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概念。诗歌和学术，才是他一生的修行。”信然！

年深月久，因着先生的彻底低调，外界竟也将先生淡忘了，真是“山中有高人，世上无人知”了。先生却不以为意，仍旧专注于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并在80高龄时出版了童趣盎然的《西游记漫话》，遂成明清小说研究的又一高峰，直令无数内行大呼相见恨晚。92岁那年，先生又出版了新著《空间的驰想》。然而，年岁日增，写了七十多年诗歌的诗人，已渐渐走出诗歌的畛域了。“我到这年纪了，什么都看透了。看透了，说透了，还怎么能写诗呢？”诗人如是说。诗是需要朦胧感的，因为朦胧，才有含蓄，才有魅惑，才有创作。若是看透了，这一切也就没有了。

后来，北大成立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各方千难万难才请动先生出山。

此外，先生再没有担任任何社团的任何职务。毕其一生，先生最高的官衔，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正科级。

1986年，年事已高的先生决意退出讲坛。这时，系里正筹划着请老教授们为学生讲课，钱理群就出面把吴组缃、王瑶、季镇淮、游国恩等都请了过来。这其中，也有先生，主题是讲屈原和李白。由这样一位楚辞和唐诗研究界的翘楚，来讲这两位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先生决定把自己毕生的功力、才情、学养统统毫无保留地传给学子。为着这“最后一课”，在讲台上已躬耕了五十余年的先生，整整准备了一个月。先生开讲那日，名流如云，燕园为之拥塞，场面极一时之盛。铃声一响，身高一米有八的老先生，穿着崭新的黄皮鞋、黄大衣出现在讲台上。

整整一节课，先生只讲了一首诗，然而，却讲得激情飞扬，贯通古今，纵横捭阖，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在先生的讲授中，长眠千古的屈子和诗仙奇迹般地得以复活，带着五千年华夏文化的精魂，洞穿时空，直击今人的心灵世界。

这堂课下来，大家都蒙了：诗歌竟然可以讲到这个境界！

然而，也正是这堂课之后，先生就大病一场，倒下了，休养了好长一段日子。

从此，先生蛰居燕南，读书写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萧然自远，既不媚世，亦不怨世，保持着本真自然的心境和生活。那些年，燕南园中常见一位清癯挺拔的老者在园中散步，此公仙风道骨，目光清朗，面色和煦。

95岁时，先生对毕生的诗路历程做了回眸。先生断然否决了戴望舒、李金发等人的论断：“不，我不是现代派。”

原来，外界一直以为先生诗风耽溺小我，不涉世事，尤其是左翼阵营对此大加贬斥。先生一直不曾辩解，此次才直陈心曲：“过去一直说我写诗脱离政治。我是不关心政治，因为我不了解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政治很复杂，但是我从来没有脱离社会生活。我生存在社会中，我了解社会生活，我也热爱社会生活。我的诗，涉及当时的國家命运，写的是我的经验，我所理解的社会生活。”

其时，弟子们送给他十六个字：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

先生蔼然颔首。

又是一年，快到中秋了。这将是诗人此生的第97个中秋。国庆后的第三天，先生独坐窗前，仰望苍天，唯见皓月当空，一层薄薄的月光洒落下来，地上铺了一层软软的清辉。先生用他那清瘦的手盛了一汪清辉，静静地把玩着，体会着。不经意间，他又想起往昔的种种：想起幼时的城南旧事，想起少时的沙滩风景、红楼月色，想起青年时清华园中的荷塘月色，想起燕南园中冰心院落里的新月往事，想起壮年时鼓浪屿的海上生明月……想着想着，他渐渐地漾出了一丝微笑。

“月亮，什么时候才能圆呢？”诗人自言自语。

再过两日，就是中秋了。然而，先生等不了了。就在那个晚上，那个月色皎洁的晚上，我们的诗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