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解超：发展“亲自然”技术范式

回望历史长河，西方近现代科技体系携工业革命之威，逐步确立全球主导地位。其背后的哲学预设，如机械自然观、工具理性至上、价值中立论等，深刻形塑全球知识生产与价值评判的基本框架。这些预设推动历史进步，却也存在内在局限：人与自然关系的割裂导致生态危机，技术工具理性膨胀挤压人文价值空间，知识体系的单一化遮蔽人类文明的多元智慧。

构建植根中国大地、贯通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精髓、中华优秀科技智慧与当代创新实践的中国科技哲学知识体系，是掌握科技发展自主权、话语权与价值主导权的思想根基，是支撑科技强国建设的核心软实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要努力摆脱对西方科技哲学话语体系的路径依赖，在思想源头上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深沉而独特的文化自信、理论滋养。

第一，激活中华文明中的科技智慧基因。

中华先贤对宇宙、自然、技术与人文关系等的深邃思考，蕴含着超越时代的宝贵智慧，为构建中国科技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的本土思想资源。

如“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与西方主客二分传统迥异，中华思想强调人与天地自然构成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周易》探究阴阳变化之道，《黄帝内经》阐释人体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的精密感应，《考工记》系统记录古代工匠如何顺应物性、巧法自然……强调整体关联与动态平衡的宇宙观、自然观，为深刻反思当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生态失衡与伦理困境提供了镜鉴。

如“格物致知”的实践认识论。中国传统的求知路径强调在具体实践中体察事理、穷究本源“格物致知”。宋应星《天工开物》书名即点明，“巧夺天工”需基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与尊重。墨子及其学派在光学、力学、几何学领域的开创性实验研究，更是“格物”精神的璀璨结晶。这种强调实践躬行、知行合一的认知传统，为构建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科技哲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石。

如“经世致用”的价值导向。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贯穿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社会责任意识。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化水患为水利，泽被千秋；古代农书、算经、医典等更是以解决民生疾苦、增进社会福祉为根本旨归。深沉厚重的“为生民立命”的科技伦理观，是纠正技术异化、确保科技发展服务于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智慧源泉。

第二，当代中国科技实践呼唤自主哲学表达。

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科技创新实践，为构建中国科技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无比丰厚的现实土壤，也提出了亟待回答的深刻命题。

先看新型举国体制的哲学意蕴探析。

当今世界，科学研究向宏观拓展、向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综合交叉发力，持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不断引发链式变革，越来越离不开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

在芯片突围、航天筑梦、大飞机翱翔等重大科技攻关中，我们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越对西方自由市场驱动或单一政府主导模式的简单模仿。其中蕴含的关于国家意志与市场活力协同、集体智慧与个体创造交融、战略目标坚定性与战术路径灵活性统一的系统哲学与组织哲学思考，有待系统提炼升华为具有中国气派的创新理论。

再看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方案及其文化根基。

面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带来的伦理挑战，有识之士积极探索构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这不仅是规则制定，更是对科技发展边界、责任主体、风险共担等核心哲学命题的严肃思考。

其中，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智慧，如“仁者爱人”“以义制利”等，与现代治理要求相结合，逐步发展出立足中国价值规范、回应中国问题的科技伦理框架，为全球科技伦理困境贡献东方智慧，是构建中国科技哲学知识体系的关键维度。

此外，科技创新如何成为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愿景的核心力量；如何超越征服自然的传统技术观，发展促进和谐共生的“亲自然”技术范式……这些命题都需要现代呼应与实践深化，需要探索与发展相应的生态技术哲学。

第三，多维度协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之自主，乃科技自立自强之魂魄。当下，首要任务是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科技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技思想精华相结合。

比如，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自然辩证法、科技发展规律以及技术对劳动形态、社会关系重塑等论述，并结合量子科技、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科技前沿进行创造性阐发，进而探究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规律、价值取向与文明贡献，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核心理论框架。

又如，强化实践提炼与案例研究，系统总结“国之重器”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攻关、“卡脖子”技术突破等标志性实践背后的战略思维、组织逻辑和价值选择，进一步将“北斗精神”“探月精神”中蕴含的哲学意蕴进行学理升华凝练，使理论建构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积极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打破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藩篱，鼓励科技工作者具备哲学自觉、哲学家深入理解科技前沿。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变革领域，可借鉴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STS）等跨领域思想资源，催生新的哲学范畴与命题。

在为国担当、勇为尖兵的时代进程中，上海积极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其背后蕴含的关于创新系统开放性、协同性、网络化的深刻思考，为理解复杂现代社会中知识的生产、流动与协同治理逻辑提供了新视角，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区域层面的生动实践与哲学映照。

下一步，上海可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前瞻性布局科技哲学研究实验室，直面数据安全、算法偏见、数字劳动等挑战，探索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定义“人机关系”、保障人类主体性与尊严的深层哲学命题，为全球应对智能技术伦理困境贡献中国视角、上海智慧。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解超）

原标题：《学林随笔｜解超：发展“亲自然”技术范式》

栏目主编：王珍 题图来源：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图片编辑：邵竞

来源：作者：解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