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院士说，要让对的人研究真正的“好问题”，中国科学家要在世界上说得上话

编者按：近期，上海市启动“十五五”规划“百家访谈、万家调研”活动，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对“十五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建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共同开展对战略科学家、决策咨询专家的深度访谈，受访专家作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既有对相关行业的一线观察，更有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共同助力上海“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

本期受访专家为赵东元院士。

人物简介：赵东元，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创新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介孔材料合成和合成机理的物理化学及其催化的研究。发明了19种以复旦大学命名的功能介孔材料（FDU系列）。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

革命性的科学思维是破坏性的、超逻辑的

上观新闻：“十四五”期间，复旦大学成立了“基础研究先行区”相辉研究院，您担任首任院长，能介绍下运行情况以及未来五年的打算吗？

赵东元：相辉研究院主要聚焦基础研究，为40岁以下的全球顶尖科学家提供学术支持和服务，特别优秀的可以适当放宽年龄限制。成立还不到两年，我们引进了十多位科学家，青年学者也有八九位，都非常优秀、非常前沿。我们相辉研究院就是要为他们提供10年以上长周期支持， 5-10年内是不考核的，让人才心无旁骛、自由探索，向宇宙的深处、科学的顶峰、智慧的无极，充满激情地去攀登和突破。

上观新闻：没有考核，相辉研究院怎么确定研究方向？

赵东元：相辉研究院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是要在新范式下强化基础研究，提出和研究“反常识、高风险、颠覆性”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已有的问题。

当然，颠覆性也不意味着无边无际瞎想，比如，“怎么把月亮摘下来”，这就有点太科幻了。

上海市科委曾经提出要征集“好问题”，什么是好问题？不仅是“新”，还要“想对了”。爱因斯坦晚年，有记者问他是不是数学不好？其实爱因斯坦的数学是很好的，但他自己说在数学研究里好像就没有灵感，不知道什么东西重要，提不出问题。

革命性的科学思维是破坏性的、超逻辑的，需要伟大的跳跃，然而它们总是出现在透彻的思考之后——换句话说，在已有的知识到新问题之间，是有路径的，有的人就有灵感抓住它。我们就是要通过创造宽松的环境，让对的人去研究真正的“好问题”。

政府可以多主导一些产业性的重大项目

上观新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赵东元：基础科学的“好问题”，是很难具体规划的，只能说有大致的方向，比如复旦大学聚焦国际科技竞争最前沿，发布了面向未来发展的120个科学问题。有方向了，然后主要是“找人”，给钱，至于什么时候做出来，完全靠科学家个人去探索。

还有一类项目，是围绕具体的产业需求的，不需要科学上有全新的概念、全新的理论，这样的项目，政府可以多主导一些。“十五五”期间，上海可以在一些有侧重的“点”上，如机器人在工业等领域的应用，结合本地的产业基础，策划一批具有引领性的重大项目，组织企业和科研团队加大技术攻关的力度，加强多元技术路线的探索比选，提高产业竞争力，引导产业升级。

赵东元院士带领团队发明了19种以复旦大学命名的功能介孔材料（FDU系列）。

上观新闻：产业的创新也需要产学研协同合作，在知识转化、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您认为上海应如何进一步发挥科学家的作用？

赵东元：我1998年到复旦大学后，一直很单纯地做科研，直到2014年左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位领导打电话给我，“能不能为国家做点应用？”

那时我都五十多岁了，赶鸭子上架，找了中石化合作，经过七、八年努力，终于把介孔材料在石油炼制上用起来，现在每年能为中石化增产约150亿元。我们团队还在推动介孔材料向储能产业、化妆品产业、医美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拓展应用。

可以说，我在产学研转化这方面有点经验，但我敢负责技术，不敢说能负责工程，因为工程和科学搞法不一样。有些问题实验室解决了，到工业应用上不一定能用。技术、金钱、人力等的投入，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美国为什么创新那么多？因为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分配制度等都比较明确，企业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很频繁。

国内产学研的创新土壤相对还是弱的，科学家的产学研转化许多环节需要打通，比如学校教授在企业兼职，还有很多机制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主要得靠政府倡导和规划。还有，企业愿意投入基础研究很重要！我在很多场合呼吁，企业家对技术创新要有大的情怀，不要只顾“内卷”式生产，要从更高的角度、更长期的价值看科研投入，要特别重视科技创新的价值。

打造科学策源地，要在世界上说得上话

上观新闻：今年复旦重点打造了6个新工科创新学院，您担任了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创新学院的院长，如何理解新工科的“新”？在培养科创中心所需人才方面有何作为？

赵东元：我们这个学院的“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做一些前沿的技术研究，发挥复旦理科见长的后发优势，孕育新技术；第二是做好研究成果转化，我们把材料系、化学系和高分子系围绕智能材料、未来能源方向的老师集中在一起。做有组织的科研，去做一些符合国家需求的重大项目，有些是关乎上海未来产业发展的；第三是培养广博知识、融合交叉的“科学家式的工程师”。我们第一年招了121个本科生，后面还会跟上本硕博融通的机制，对学生既要教授好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结合产业界的需求，营造一个工程化的环境，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思维训练。培养一批有科学思维、多学科交叉融通，又了解产业、毕业后能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从尖端的高价值问题着眼，从最基础的人才培养，这也是复旦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

赵东元院士在实验室和团队讨论。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上观新闻：上海正在全力打造世界科学策源地、全球创新网络核心枢纽，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十五五”期间上海要如何加强？

赵东元：要成为世界科学的策源地，不是说你做出最牛的成果就够了，还要在世界上说得上话，具有广泛的声誉。知道数学家冯康的故事吗？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出有限元方法理论的，发表在1965年的《中国科学》上，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法国数学家利翁斯在世界数学大会上肯定冯康的研究“属于最早之列”，冯康才被世人所知。那时西方科学家在有限元方法上已经有了很多分支研究。你看，虽然冯康是全球第一，但没有得到国际同行的应用，没有国际影响力，中国恐怕也不能称为这一理论的策源地。

还有一个例子是美国物理学家吉布斯，他的《论非均相物体的平衡》是化学物理学的奠基之作，但当时美国重实践轻理论，这篇论文写得又很晦涩，刊物发行量也小，过了十几年引起欧洲学术界的注意，被翻译成德文和法文后，才对现代化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俗话说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踩在巨人肩膀上的，反过来，只有被踩了，才能称之为巨人。科学是知识、是思想、纯粹地存在于科学家的头脑里，如果没有交流没有传播，它就没有影响力，也就没有竞争力。上海的城市文化是很吸引人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但有没有足够知名的国际会议、国际期刊？我认为是不够的。上海要成为世界科学策源地、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闭门造车不行，一定要创造更多的高水平国际交流的平台，即使不是学术交流，哪怕是朋友间的交流，对科研创新都有帮助。

除署名外，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这位院士说，要让对的人研究真正的“好问题”，中国科学家要在世界上说得上话》

来源：作者：尤莼洁 李珺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