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阿拉”守望相助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的枪炮隆隆作响。有记者观察到：“战事爆发后，本市后方所感问题之最严重者，厥为难民之救济”。翌日8月14日宁波旅沪同乡会《急募救护捐公告》所言，“沪上各地居民，吾甬最占多数”。

上海五方杂处，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其中，来自宁波的“阿拉自己人”数量居多。如何妥善安置为数庞大的旅沪宁波人？在这“最危险的时候”，有誉“乡人保姆”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积极奔走，完成了当年上海体量最大、持续最久的客籍难民营救、疏散行动。

紧急救援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警觉地开始未雨绸缪。

宁波同乡会也在8月初即着手“养成救护人才，从事训练，以备必要时救护同乡”。7日，同乡会号召在沪甬人报名参加救护培训。消息一出，响应热烈。短短两天后，同乡会就公告称“本会办理救护人员登记业已足额”。

宁波同乡会在沪颇具影响力。《上海通志》资料显示，1909年慈溪洪斋集合数十人于上海汉口路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不久会务中断，宁波施嵋青联合同乡绅商钱达三、朱葆三等于次年4月复兴同乡会，并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1911年2月在四明公所成立，李征五、虞洽卿、朱葆三为正副会长。到1946年，已有会员36490人，其中工商界24386人，学界2926人。当时在沪同乡会发起或成立时都订有章程。宁波旅沪同乡会就以“团结同乡团体，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在沪开设医院、设立学校以帮助同乡患者和教育同乡子弟，并且还开展为同乡排难解纷，传播工商业知识、救济失业同乡等事务。

“八一三”后，宁波同乡会在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一时间召开救护会议，宣布成立由毛和源（大华制革厂、梅园烟厂董事兼总经理）主任、陈忠皋（创办中央、通济、太和三药房的药商）等副主任领导的救护队。全队共计200人，20人一组分为10支小队。也在指挥中枢设置随车救护、收容、供应、情报、轮船、医药等专门工作组，一体运作。

8月14日至15日，宁波同乡会救护队集中力量赴上海重点区域搜寻甬籍难民。队员们驾驶10余辆卡车到宁绍码头、北火车站等地接驳需要避难者，送往同乡会收容所。8月15日，宁波同乡会救护队10辆卡车突破日军设置在中虹桥等处的铁丝网障碍，将大量滞留虹口的宁波籍难民“载运出险”。8月20日，救护队又进一步深入局面复杂地块，派遣5支救护队前往“形势紧迫，居民尚多未获出险”的虹口部分区域，尝试解救更多难民。

被救护队救起，以及自行投奔而来的宁波籍难民，被同乡会安置到各家收容所暂住。据统计，当时宁波旅沪同乡会共在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宁波实业银行、慈乐里等处设立14家收容所，累计安顿8万余同乡及其他难民。

8月19日，《神州日报》记者探访位于四明公所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第一收容所内，看到3000多难民们“挤在甬道的四周，地上铺着席子”，睡觉时“和棺木仅隔了一扇门”。收容所安排被收容者“每日吃两餐”，分别在10时与15时开餐，此外“十岁以下的孩子，临晚再发些糕饼”。虽然条件艰苦，但比起外面枪林弹雨、流血浮丘，收容所已然是一片难得的“净土”了。

漫漫归途

由于难民数量极大，且上海战事严峻不减，在尽力收容的同时，各慈善组织、同乡团体也纷纷着手进行难民疏散。各家的普遍思路，是将移民暂送原籍所在地避难，宁波同乡会也采用这一策略。

1937年8月16日，满载1000多人的怡隆洋行“神福”轮驶离上海，拉开了“专轮遣送”难民回甬的序幕。

8月16日至9月15日间，旅沪宁波同乡会先后租用“新德”“神福”“新北京”“马勒”等船，疏散在沪同乡。其中不少系同乡会收容所的“整建制”转运。如8月27日，载客5000人的“马勒”轮就把黄金戏院、皇后戏院、西海影院、明星影院等4处收容所难民集中送回宁波。

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无视人道准则，以各种形式反复袭扰宁波同乡会承租、往返沪甬之间的难民客船。8月25日，日军连续4次在吴淞口武力威胁“宁兴”轮，“突然将红旗扯起，禁阻该轮开近，否则发炮”。9月3日，“神福”轮也在吴淞口遭遇日军炮火，“中流弹一枚，弹内铁片四射”。9月，日军持续“派兵舰在甬港外监视”，禁止“宁兴”“新宁绍”“江兴”等“驶出甬港”，“装载由沪避难甬之难民”。

9月15日，由于沪甬客运逐渐恢复，宁波同乡会暂停租船，转而给同乡难民“发给各船之免费船票，凭票登轮”。9月17日，同乡会再次通告在沪宁波人，之后需要回乡者可自行购买华义航业公司“恩德”轮或宁绍公司“新北京”轮船票，两船“行驶沪甬，均属平安”。“专轮遣送”工作画上圆满句号。

对于那些生活窘迫者，旅沪宁波同乡会并没有“一送了之”，而是调用一切资源，为他们筹划好回到宁波后的基本生活。10月中旬，收容在慈永里的1100余人“均属无家可归，情景困苦，故不愿回乡”。同乡会特派董心琴赴宁波，“觅一适当地点，以资设立收容所”接纳回乡难民。当月，为“遣送赴甬难民，其中无家可归者有七百余人”开辟的“被难同乡遣甬收容所”在宁波白衣寺开张。入住者由旅沪宁波同乡会“负担一应食宿等费用”。11月27日，为确保返乡难民衣食不愁，宁波同乡会再次派出乌荇舫“携带救济食品及棉衣等赴甬，以资分发救济”。1938年初，因各方担忧战事波及宁波，100余名仍无处可去的上海难民再次转迁鄞东乡间。4月底，“被难同乡遣甬收容所”终于完成历史使命。余下的100多名转移难民，被旅沪宁波同乡会“分别妥为送回乡籍”。

共克时艰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难民救济，得到了各方鼎力支持。

上海市商会积极捐助“宁波同乡会救济难民”，8月16日赠予大面包200只，19日送出包子5750只，22日再次捐献面包700只。旅居上海的国际友人也给予热切援助。9月5日，美国侨民谭弗特携“小苏打饼干一箱”来到宁波同乡会，“指给该会收容所难民备果腹之需”。许多上海宁波籍商人更是慷慨解囊，捐助遣甬收容所。12月2日，瑞茂花行、施成荪、孙孟钧等企业和个人就送去白米6石以表支援。

另一面，在沪宁波企业、商人不仅做“乡人保姆”，更秉承民族大义，以实际的救护、救济行动支持抗战大计。

1937年8月15日，宁波同乡会救护队在解救工作的紧张阶段，毅然把5辆卡车及配套人员转投伤兵救护工作。截至18日，开赴前线的救护人员已“在枪林弹雨下，救出伤兵一百六十余人，送宝隆医院医治”。同样，虽然旅沪甬人回乡运力已显吃紧，宁波同乡会还是决然拿出部分舱位分享给其他籍贯难民。8月22日发布的《为三北宁绍两公司行驶沪甬航轮运送难民启事》明确，“其欲转道浙江各县或邻近省份之难民，亦得由各收容团体出资遣送”。

9月，在日本三江公所和旅沪宁波同乡会密切协同下，1000余名旅日华侨难民搭乘“新疆”轮回国避难。27日，这批难民抵达上海，宁波同乡会派干事董心琴携带大批茶点、药品到新开河外滩码头迎接。10月，宁绍轮船公司将沪甬线“票价略为增加”带来的13700余元盈利“捐充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会第十七伤兵医院经费”。12月8日，宁波同乡会鉴于上海难民大多吃不上米饭，特地“向宁波采办甬米二百石”，“均系上白本米”，捐献给南市安全区，由饶家驹安排分发，“以供难民掺食”。

截至1937年11月，经由宁波同乡会送出的上海难民“已满十六万人”。这一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阿拉”守望相助的善举，极大缓解了战时上海社会压力，创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一次非凡的人道主义壮举。

原标题：《【海上记忆】战火中的“阿拉”守望相助》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来源：作者：邹赜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