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近距离接触叶圣陶——“汪曾祺在上海”之七

汪曾祺与叶氏家族三代人的文学羁绊，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一段跨越四十年的文坛佳话。

汪曾祺1947年在上海

由四川路桥跨过苏州河，沿四川北路步行20分钟左右，至虬江路口左拐十数米，便到了开明书店员工宿舍“祥经里”叶圣陶寓所（今川公路146弄）。叶圣陶已年过半百，平日来往于“祥经里”和福州路开明书店，或乘一小段电车，或叫黄包车，或全程步行。后来开明书店购置一部汽车，接送资深员工上下班，这才基本放弃步行。

叶圣陶为开明书店编辑刊行《中学生》《国文月刊》，并与夏丏尊、朱自清等合作编撰多部中学国文读本，对现代国文教育贡献巨大。中学国文教员汪曾祺是前辈作家叶圣陶编撰的上述书刊的阅读者和使用者，也是前期《国文月刊》的作者。

《国文月刊》特辟“习作选录”专栏，希望“明了大学生所达到的作文程度”，指导大中学生写作实践。可惜从1940年创办到1949年停刊，该专栏仅出过两期。一卷二期西南联大男生郑临川文言文《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记》和女生姚芳、李婉容两篇同题白话文《我们的小院有什么》均过于短小，不足以展示大学生真实水平。直至1941年3月16日一卷十期发表汪曾祺小说《灯下》，这才令人刮目相看。编者介绍“《灯下》一篇，由沈从文先生交来，是西南联合大学语体文习作班佳卷。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联大文学院二年级学生。”叶圣陶首次留意到汪曾祺作品可能就是《灯下》。

叶圣陶编撰的《国文月刊》

通常认为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48年二卷十期所载《异秉》是第一稿，而将1981年《雨花》第一期的修改稿标注为“《异秉》（二）”。其实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篇小说三易其稿，开明书店印行的前期《国文月刊》所载《灯下》乃正式发表的第一稿。据叶兆言回忆，其父叶至诚“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但《异秉（二）》（实为第三稿）毕竟还是经主编叶至诚、高晓声之手问世于《雨花》杂志。年轻的叶兆言在《异秉》发表之前就看了好几遍手稿。一篇小说背后竟隐藏着汪曾祺与叶氏三代作家跨越四十年的文学因缘。

1946年10月叶圣陶接替赴美讲学的老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常务理事，先后组织并参与了四场盛大集会（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鲁迅墓祭扫、悼念和公祭闻一多李公朴）。其中三场（静安寺公祭闻李、辣斐戏院追悼鲁迅、虹桥路万国公墓为鲁迅扫墓）安排在周六或周日，致远中学教员汪曾祺若参加，时间上不冲突，路途也不远。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对闻一多日趋激进的立场不以为然，两人有过激烈论辩，一个“高射”，一个“俯冲”，但师生情谊始终很好。抵沪之后，汪曾祺仍偏执地看不惯纪念文章铺天盖地，私下曾说“我恨像吴晗那样的人一天（到晚）谈‘一多一多’！”但汪曾祺敬重闻一多的学问人格，1948年初到北平时所作短篇《卦摊——阙下杂记之一》还说：“我们用一种不愿提起的，痛苦的心情，不得不想起闻一多先生。……但是我不想在现在哭。”这里确实有他难以化解的矛盾和纠结。但死者为大，且善恶分明，参加上海各界公祭闻、李的活动并不违背汪曾祺在这类事情上的内心操持。

叶圣陶先生

汪曾祺和叶圣陶极有可能相见于上海文化界上述大型活动现场。此外可能晤面的地方至少还有“霞飞坊”。返沪初期，叶圣陶安排老母住在霞飞坊35号三楼二妹叶绍铭、妹夫江红蕉的寓所（二楼为开明书店同事、苏州老乡王伯祥住家），叶圣陶几乎每周都要赴霞飞坊探视，并顺访王伯祥，以及住在霞飞坊3号的亲家夏丏尊（也是开明老同事）。巴金和开明书店高级职员索菲多年同住霞飞坊59号上下楼。叶圣陶、汪曾祺既然都常去霞飞坊，两人在此偶遇的概率应该也不小。

目前尚不能确知汪曾祺在沪期间与叶圣陶究竟有无私交。汪曾祺自述“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有他和巴金、萧珊、靳以、黄裳等，并未提到叶圣陶。叶圣陶日记甚至找不到汪曾祺所说的那次绿杨邨宴请。但可以肯定，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上海的叶圣陶与郑振铎、李健吾、臧克家、凤子、范泉交往十分密切，对他们五位看重的青年作家汪曾祺自然也会多加留意。

汪曾祺在沪期间多次与叶圣陶在同刊同期发表作品。比如1946年5月1日《文艺复兴》一卷四期发表了汪曾祺小说《复仇》和叶圣陶给好友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撰写的书评。1947年11月15日《文讯》七卷五期“文艺专号”刊载了汪曾祺小说《落魄》和叶圣陶散文《工余随笔》。

郑振铎（署名“谛”）为《文艺复兴》一卷四期撰写《编后》，不仅以最长篇幅介绍“汪曾祺先生”两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复仇》，更在开头纪念刚去世不久的夏丏尊的一段文字中提到叶圣陶，“他（指夏丏尊）和叶绍钧先生合撰的《文心》，也使无数的青年们得到写文章的门径。”汪曾祺、叶圣陶不仅在《文艺复兴》同期发表作品，两人的大名还同时被主编之一郑振铎在《编后》中提到，这或许可算是汪曾祺、叶圣陶的一次近距离接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