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教育局的公示栏前围了圈人。副局长张启明的履历表在玻璃后面泛着油光,“北京大学中文系” 几个黑体字被人用红笔圈了出来,像块烧红的烙铁。办公室主任老陈站在人群外,捏着保温杯的手指泛白,杯盖边缘还沾着昨晚应酬的黄酒渍 —— 他知道那张文凭的底细,就像知道自己抽屉里那封匿名举报信的笔迹,出自档案室老李之手。
“张局这学历,够硬气啊。” 人事科的小李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在履历表和老陈之间转了两圈。上周他去给张启明送文件,看见副局长正对着本《唐诗宋词选》发呆,手指在 “床前明月光” 下面划了道波浪线,像个刚学写字的孩子。
老陈的喉结动了动。他想起十年前张启明刚调来时的样子,穿着件不合身的西装,腋下夹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装着这张后来被装裱进相框的文凭。当时的局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张是高材生,以后多担待。” 而老陈在档案室见过原始档案,那张真正的中专毕业证上,张启明的名字被墨水洇得模糊不清。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时,张启明正用钢笔在发言稿上涂改。笔尖在 “加强素质教育” 几个字上戳出小洞,像他昨晚在书房里反复划掉的 “北京大学”—— 教育局要申报省级文明单位,所有领导的学历证明都要公示,包括那张他花八千块从火车站贩子手里买来的文凭,钢印是用萝卜刻的,阳光下能看见边缘的毛刺。
“张局,宣传部的人来了。” 老陈把刚泡好的茶放在桌上,玻璃杯里的龙井舒展着,像极了文凭上烫金的校徽。他注意到副局长的手指在颤抖,钢笔在稿纸上划出的墨痕,和当年在中专毕业纪念册上的签名如出一辙,都是歪歪扭扭的 “张启明”。
采访进行得并不顺利。当被问及 “大学期间最难忘的老师” 时,张启明的目光突然飘向窗外,说:“是教古代文学的李教授,他总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老陈在旁边听得手心冒汗 —— 他上周去北京出差,特意去北大中文系问过,根本没有姓李的古代文学教授,倒是有位姓王的副教授,十年前因学术造假被开除了。
采访稿登在晚报上那天,教育局的电话被打爆了。有位退休的老教师在电话里哭:“我就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怎么从没听说过李教授?” 老陈把电话听筒捂在怀里,听见张启明在办公室摔东西,陶瓷笔筒碎裂的声音,和当年他砸掉中专毕业证时一模一样。
“得想个办法。” 张启明的声音带着烟灰缸的味道,他把假文凭从相框里取出来,背面的胶水还没干透 —— 上个月刚换了新相框,因为老的那个边角掉了块漆,露出里面粗糙的纸板。“你去趟北京,找个像点样的教授,拍张合影。”
老陈的脚步在楼梯间顿了顿。他想起档案室老李说的话:“那张文凭的纸张是再生纸,北大从不用这种纸印毕业证。” 当时老李正用放大镜看文凭上的编号,“这个年份的编号规则都不对,最后两位应该是专业代码,它写的是 00。”
北京之行像场荒诞剧。张启明在某茶馆见到了 “李教授”,对方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眼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合影时,“李教授” 的手搭在张启明肩上,指甲缝里还沾着墨汁 —— 是老陈在潘家园雇的字画贩子,花了五千块,让他临时背了段《论语》。
照片挂进张启明办公室那天,副局长的侄子突然来了。小伙子穿着迷彩服,是刚从部队退伍的,手里拎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老家的核桃。“叔,我想在教育局找个临时工的活儿。” 他的目光落在照片上,“这教授看着眼熟,像俺村小学的王老师。”
张启明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他把侄子推出办公室,蛇皮袋撞在门框上,核桃滚了一地,像无数个圆睁的眼睛。老陈在走廊里捡核桃时,听见副局长在里面打电话:“把那个临时工岗位给我侄子,手续做得干净点。”
麻烦在职称评审时爆发了。一位申报高级职称的老师在公示会上突然提问:“张副局长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哪个期刊?我想学习一下。” 会场的空气瞬间凝固,张启明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长长的墨痕,像条仓皇逃窜的蛇。
老陈连夜去了趟省图书馆。在 1998 年的北大毕业论文索引里,根本找不到 “张启明” 的名字,倒是在某中专的校刊上,发现了篇署着他名字的短文,标题是《论如何提高课堂效率》,结尾处的错别字被老师用红笔圈了出来。
匿名举报信送到纪委那天,老陈在信封上贴了张邮票 —— 是张启明去北京时买的纪念邮票,上面印着北大校门,图案模糊得像团雾气。他想起副局长常说的话:“文凭就是块敲门砖,敲开了门,砖就没用了。” 此刻那块 “砖” 正压在纪委的办公桌上,背面的萝卜章在紫外线灯下无所遁形。
谈话室的灯光惨白。张启明盯着面前的假文凭,手指在 “北京大学” 四个字上反复摩挲,像在擦拭件稀世珍宝。“我承认。” 他的声音比砂纸磨过木头还难听,“中专毕业后,我在中学教了十年书,看着身边的人都靠文凭往上爬,我……”
纪委的同志翻开他的档案,里面夹着张泛黄的奖状,是他在中学教语文时得的 “优秀教师”,评语栏里写着:“教学认真,深受学生喜爱”。旁边放着那张假文凭,镀金的校徽在灯光下闪着廉价的光,像块贴在脸上的金箔,一撕就破。
处理决定下来那天,张启明正在收拾办公室。老陈进去时,看见他把假文凭扔进垃圾桶,动作像扔掉块烫手的山芋。相框里换上了那张中专毕业证,边角虽然磨损,却透着真实的温度。“帮我跟侄子说声对不起。” 副局长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个临时工岗位,让更合适的人来做吧。”
老陈在垃圾桶里捡起假文凭,纸页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他想起十年前张启明刚来时,在教师大会上说的话:“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不是育文凭。” 当时台下掌声雷动,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每个人真诚的脸上。
新副局长到任那天,带来了真正的北大毕业证。老陈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张启明留下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我用十年谎言,证明了真才实学比任何文凭都重要。” 字迹依旧歪歪扭扭,却比假文凭上的印刷体多了份力量,像他在黑板上写下的板书,一笔一划,都刻在学生的心里。
教育局的公示栏换了新内容。张启明的名字出现在 “退休人员名单” 里,备注栏写着 “原副局长,中学一级教师”。有人在旁边贴了张纸条:“他教过的学生,很多成了优秀教师。” 阳光照在纸条上,像给这段荒诞的经历,盖上了个温暖的戳记。
老陈偶尔会去张启明开的小书店坐坐。里面摆满了中小学课外读物,副局长穿着蓝色工装,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虽然偶尔会念错字,却比任何时候都认真。书架最上层,放着那个装过假文凭的相框,里面现在嵌着张他和学生的合影,每个人的笑容都比镀金的文凭更闪亮。
他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比文凭更重要 —— 就像张启明在日记里写的,是站在讲台上的底气,是面对学生的真诚,是被谎言蒙蔽后,重新找回自己的勇气。这些看不见的 “文凭”,才是人生最硬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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